中国是南极考察的后来者。从1882年至1883年第一次国际极地年算起，至今，国外开展极地考察已近140年的历史。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两次国际极地年（1882 年至1883年、1932年至1933年）和国际地球物理年（1957年至1958年）都失之交臂，被排除在国际极地科学考察活动之外。1980年1月至3月，我和国家海洋局的董兆乾同志应澳大利亚南极局的邀请，第一次登上南极大陆。此后至1989年间，我又获得了3次赴南极考察的宝贵机会。

第一次是仓促上阵，我和董兆乾同志一起，访问澳大利亚凯西站，随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麦科先生访问了麦克默多（美）、斯科特（新）和迪蒙·迪尔维尔（法）3个南极考察站。1980年1月6日离京，3月21日返回，共计75天。因为毫无准备，又是第一次出国，出发前对南极洲的了解甚少，但我们登上南极大陆的社会影响很大，其意义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实现了我国几代科学家的夙愿，开启了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的新篇章。

第二次前往南极考察是我主动要求的，在澳大利亚南极戴维斯站参与越冬考察，一方面做我的专业——地貌与第四纪环境变化研究，另一方面学习澳大利亚建设和管理南极考察站的经验。此行收获多多：采集各类标本样品8箱，运回北京后同我所在单位的谢又予、李元芳、金力等及外单位专家李家英、蓝琇、勾韵娴、朱之文、刘燕君等同志合作研究，撰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南极研究论文集——《南极维斯福尔德丘陵区晚第四纪地质与地貌研究》，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二等奖。我给南极办公室的越冬考察报告汇集了戴维斯站的建设和管理经验，提出在南极半岛、拉斯曼丘陵和阿德雷德角可作为中国建站的3个优选地点。这对日后我国南极科考站的建设和管理都有帮助。令我欣慰的是，我国于1985年和1989年在乔治王岛和拉斯曼丘陵分别建成长城站和中山站，而第五个南极科考站也将于2022年在罗斯海西北角恩克斯堡岛建成。

第三次是去乔治王岛，是为参加兴建我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作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的副队长，我尽心尽力，为选站址、协助指挥建站和科学考察作出了应有贡献，还在构筑码头抢险中折断了两根肋骨。

第四次前往南极是进行冰缘地貌与环境变化研究。1988年，我如愿再次来到南极冰雪世界，在咱们自己的长城站上开展科考工作，在李果队长和第5次南极考察队同志的帮助下，我获得了全年测量数据，之后据此撰写出有意义的论文——《东南极大陆维斯福尔德丘陵与西南极乔治王岛冰缘地貌的比较研究》。1992年，该论文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6次南极地学讨论会上宣读，获得好评，文中给出的石环发育过程和扩张数据是对定量研究极地冰缘地貌的一项贡献。

离开南极考察第一线将近30年了，但我一直关注南极科学研究工作，感慨于这些年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南极考察取得的巨大进步。我为一代又一代参与南极考察的青年才俊所获得的成长而高兴，也为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关注和热爱南极考察事业而振奋。非常期待，随着国力的增强，我国南极考察事业有更大发展，对和平利用南极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最早登上南极大陆考察的两位中国科学家之一、首位在南极大陆越冬的中国科学家、中国首次南极科考队副队长、南极长城站副站长，曾任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