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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诗人王维有一幅著名画作，名为《袁安卧雪图》，画中孝廉袁安在漫天大雪中，躺在数株翠绿的芭蕉树下，不畏严寒酣然入睡。“雪中芭蕉”是作者任性的艺术想象？还是真的存在？如果是后者，又是哪种植物呢？

通过对植物学、佛教文献等的查阅和考证，以及多年的物候观察及实地调查，画作中的“雪中芭蕉”被认为其植物原型很有可能就是在我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生长的特有植物——地涌金莲。

这是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龙春林和他的科研团队日前最新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在数据库中稍加检索发现，他们今年还做过不少有趣的研究。比如，包粽子用到哪些植物的叶子？仫佬族常用的翠云草、草珊瑚为何能治疗感冒咳嗽？贵州黔东南州的农业文化遗产“稻鱼鸭系统”为何将不起眼的浮萍纳入名中？

不少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但对这些研究所属的学科似乎并不了解。

民族植物学是什么

民族植物学，简单来说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学科。人类如何认知植物，如何利用植物，如何保护和管理植物及其环境，以及植物如何影响人类的经济、语言、文化等，都属于这门学科的探讨范畴。

在工业化时代，这门融合了人类学、植物学、生态学的交叉学科的创立和发展，满足了人类社会发展对植物资源的需求。进入现代社会，随着人类的关注转向生态环境保护，民族植物学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实现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中的作用得以被重新审视。

30多前，时任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的裴盛基，发表了我国第一篇民族植物学论文《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虽然此前有国外学者称“民族植物学的根在中国”，但中国学者在该学术领域的论文记录一直为“0”。这也因此被认为是这门已有100多年历史的古老学科在中国“恢复青春”的重要标志。

然而，30多年过去了，这门学科似乎仍未完全度过自身的存在性危机。来自学术界的质疑从未停止，“出圈”也仍遥遥无望。

年过半百的龙春林，把自己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跟这个事“较劲”。

他的学术之路，几乎是和民族植物学进入中国同时开启的。1986年，22岁的他成功考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并将植物学确立为自己的研究志向。而就在这一年，他所就读的研究所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植物学研究室，一手“操办者”裴盛基正是龙春林硕士研究生期间的导师。

如今年近耄耋的裴盛基先生，被公认为中国民族植物学领域的开创者。他不仅创造了这门学科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诸多“第一次”，而且其研究贡献越过喜马拉雅、越过边境线，一路扩散至尼泊尔、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泰国、越南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

很难说，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和学术脉络的传承，对龙春林的学术选择及发展没有影响。不过，对于龙春林来说，接过导师手中的接力棒，承担起推动民族植物学在中国的发展这样一个使命，更像是一件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原因很简单，他不仅是裴盛基先生所带的学生中学术上最出色的一位，就连国际民族生物学会前任主席安东尼·坎宁汉姆教授，也曾在多个场合说过，“中国的民族植物学做得最好的人是龙春林”。

更直白地说，他是民族植物学这一代学人中，可能最有资格接棒的那位选手。

为什么是他

1996年，凭借对基诺族森林管理的研究，龙春林捧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生物圈计划“青年科学家奖”，那年他32岁。在这之前，中国植物学界还没有人获此殊荣。

2005年，他被授予“哈什伯杰奖”。这项以民族植物学开创者的名字命名的奖项堪称该学科领域的诺贝尔奖，每两年面向全球评选1次，授予该领域两位杰出的研究者。龙春林是继他的导师裴盛基之后第二位来自中国的获奖者，这一纪录到现在仍未能被更新。

在这个仍未被探照灯照亮的边缘学科，一直走在最前，意味着要经历更长时间的黑暗，承受更大浓度的孤独。但也唯有那些真正热爱，并对此秉持信念的人，方能迎来第一缕曙光。

那股喷薄而出的热爱，源自他最初的生命体验——从小就奔跑在资江上游朗概山下的少年，早已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他说，无论是身体的病痛还是心理的郁结，只要钻进大自然，就神奇地都好了。“每次去野外考察，对我来说，更像是回家”。

而至于“信念感”，他在其生命的至少五分之一时间里，都在直接面对这三个字。从1999年9月到2009年12月，龙春林作为总工程师、两位首席科学家之一，组织600多名研究人员投入“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设和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工作。这个“种质方舟”，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它的建成也标志着我国生物资源战略储备补上了至关重要的一块拼图。

2000年前后，龙春林正忙得昏天黑地，成立还不到20载的中国民族植物学坠入“至暗时刻”。由于国家层面的支持乏力，研究经费短缺，学科发展前景不明朗，本就算不上多的学术共同体中，不少人选择离开。

褪去“初生”的喜悦，这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背后那些“成长的烦恼”，被集中推到台前。在随之泛起的各类质疑中，杀伤力最大的莫过于，不承认这门学科是科学。

“自然科学认为你（民族植物学）是社会科学，因为你没有严格的实验数据，社会科学也不认为你属于这个阵营。”龙春林回忆说，民族植物学当时被贴上“四不像”的标签，在学术界被排斥，处境尴尬。有学者指出，这种困境其实与民族植物学本身的多学科交叉的特征不无关系。

通往“现代”之路

如何从根本上为民族植物学“正名”？对于这个问题，龙春林有自己的“解法”。

他被认为对该学科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现代民族植物学”的理论和方法。按照他的解释，所谓“现代”，就是指用现代的技术手段对当地传统的植物学知识进行研究。具体来说，用植物化学、分子生物学、 、现代分离技术、波谱技术、药理学等手段，来分离和鉴定植物化学成分、评价植物遗传背景和功能基因、建立植物资源利用模型等，再用实验数据对传统知识进行科学解读。

如此，之前的那些可能当地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土方”“土药”“老说法”将得到验证，而这又为植物资源和传统知识之后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和技术储备。

“与公认的科学接轨，是让这门学科获得认可的最直接途径，进而融入主流学科。”龙春林说，最终目的还是让学科价值被承认，研究成果能落地，反过来促进公众对传统植物学知识重要性的关注和支持，从而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利用传统知识。

事实表明，这种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虽然仍有反对的声音，不过至少在植物学类别、生物多样性等领域，民族植物学站稳了本就该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2012年，中国植物学会民族植物学分会成立，我们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团体，这在中国民族植物学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时隔多年，说起这一段，龙春林仍难掩激动。

打满下半场

与时间赛跑。这可能是龙春林人生下半场唯一的主题。关于赛跑的压力，来自于他一直在进行且不断自我加码的“抢救计划”。

那些可能流传了几个世纪的植物用药和文化知识、见证了地球几多巨变的野生植物，随时会随着一位或几位老人的离世，甚至是一场意外的灾难，而被从地球上彻底抹掉痕迹。龙春林必须跟死神、灾难这些不期而至的意外赛跑，对那些关于植物的文化与传统知识进行抢救性的发现和整理。因为，只要被甩在后面，就是永失。

在20岁的时候，龙春林就明确地知道，与植物打交道就是他这一辈子要做的事。于他而言，这也是在为别的生物作贡献。对民族植物学这门“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现在，这种幸运，正等待更多的人来接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