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大豆起源地，如今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中国海关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9月份中国大豆进口总量为979万吨，同比增长19.5%。事实上，当前，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已超过80%。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大豆需求，提升大豆自给率，保障大豆安全迫在眉睫。

日前，农业农村部表示，考虑在“十四五”期间，依托黑龙江大豆良种繁育基地大县，建设国家级大豆种子生产基地，促进国产大豆竞争力提升。

“整体布局，建设国家级的大豆种子生产基地意义重大。”大豆遗传育种学家、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田志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表示。一方面，我国大豆研究和生产有了更好地统一布局，从而减少同质化和碎片化问题；另一方面，可把不同研究成果放在统一平台上以统一标准去检验，从而使得好的成果真正得以发挥作用。美国等整体、成熟的种子生产基地在种质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我国并非缺乏大豆“种子”。作为大豆起源地，我国拥有最丰富的大豆种质资源，在1978年以后也培育了2000份左右大豆新品种。“其他国家的大豆种质资源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从我国引进，并在此基础上培育而成的。”田志喜说。

那么，为什么我国还需要进口大量的大豆？

“人多地少、单产低，但需求大，是重要原因。”田志喜指出，巴西、美国等国家平均单产每亩高于200公斤，而我国大豆种植面积约为1.4亿亩，全国平均单产只有每亩120公斤，如果要满足我国大豆的完全自给自足，需要再增加7亿多亩耕地，而这将严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整体布局，加强大豆科技创新是减少进口依存度的重要解决方案。”

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在大豆超高产品种培育及其栽培的技术攻关。值得欣喜的是，高产记录在全国各地不断被更新。例如，在今年10月，“东生37”在海伦市4200亩示范田测产验收，亩产达250.62公斤；10月12日，“东生77”在佳木斯友谊农场百亩连片测产验收，亩产达292.37公斤。这些高产品种及其配套栽培对提升我国大豆生产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单产翻倍，挑战非常大。”田志喜直言，在不与主粮争地的前提下拓展大豆种植区域，只有另辟蹊径。

田志喜告诉《中国科学报》，我国有11.7亿亩边际土地，特别是有2亿亩左右可直接利用的盐碱地。“培育适合边际土地生长的大豆新品种，也是提高自给率的重要途径。”目前，在中科院重点部署项目“大豆高产稳产品种分子基础与品种培育”的支持下，科学家们已筛选到了适合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和东北苏打盐碱地的种质材料，初步产量测定表明，可以达到亩产120公斤甚至150公斤以上。

“明年将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示范来验证，如果可以在2亿亩盐碱地成功种植出亩产120公斤的大豆，那将使得我国大豆自给率提高20%左右。”田志喜说。

他表示，事实上，我国的大豆育种基础科研已步入国际领先水平，之所以未能理想的转化成生产力，一方面是由于创新链上下游之间缺少衔接，好的成果不能及时转化。这需要打破部门壁垒，加强整体布局，优化评价机制，改善现有科研软环境，协同攻关形成重大创新；另一方面，则是现有品种审定制度和知识产权的不完善，这阻碍重大突破性品种的产生。应加强对育种家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加强企业在品种推广的自主权和责任。

保障大豆安全，任重道远。田志喜建议，接下来实施大豆增产扩植计划，开展大豆“绿色革命”研究；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形成多极国际化大豆生产格局，促进大豆进口渠道多样化，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开发新型饲料产业结构模式，探索豆粕替代配套技术，以解决大豆缺口对下游产业的冲击和影响。

“‘卡脖子’非一朝形成，对大豆产业要有长远布局和稳定支持。”田志喜说，建议整合优势力量，组建大豆国家实验室，“优化布局大豆科技创新链，形成良性的产业创新链，才能更好解决我国大豆危机，缓解供需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