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在青海天峻县苏里乡的3只雪豹。 周发良供图
“又看见雪豹了！”这对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天峻分局的工作人员来说，是再兴奋不过的事了。他们连续3个月看见6只雪豹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活动。虽然天峻县处在祁连山区域内，但过去几年从未直接目击到雪豹，即使红外线照相机也只是在近两年才捕捉到雪豹的影像。
作为高原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雪豹的频繁出现并不是偶然事件。自2017年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以来，天峻县草食动物明显增多，雪豹“光顾”的次数也多了起来，这让天峻分局的工作人员更加坚信建设国家公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8月19日至20日，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政府主办的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在青海西宁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他希望本届论坛围绕“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一主题，深入研讨、集思广益，为携手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的美好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基本完成顶层设计”
雪豹是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为高原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在雪豹生活的地方，食物链一般是植物—草食动物—雪豹。
今年7月，天峻县森林公安接到通知，有3只成年雪豹出现在天峻县境内。早在5月，天峻分局技术员周发良就看见过一只成年母豹带着两只幼年雪豹在天峻县苏里乡境内活动，“这是第一次用肉眼看到的”。他告诉《中国科学报》。
天峻县林业站站长杨海港向记者介绍，自2017年5月启动雪豹监测以来，他们已获得大量雪豹、猞猁、豺、荒漠猫等珍稀野生动物影像。监测结果显示，地处青海祁连山西端的苏里乡拥有大面积雪豹连续栖息地。
不只有祁连山国家公园周围地区的生态状况有了良好迹象，其他9个试点国家公园也取得了阶段性成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在论坛上介绍，各试点国家公园陆续开展了资源本底调查、工矿企业退出等工作，加强了巡护执法、生态保护修复等基础设施，当地生态状况正逐渐改善。
“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这是我国实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初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5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13部委联合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并选择在青海等省市的10个试点区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
位于青海省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是第一个试点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园公众与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前局长乔纳斯·贾维斯认为，该试点区完全符合国家公园划建标准。其中，保护优先、管理机构统一、实施生态修复、各级领导重视，让他及其他评估团成员印象深刻。
张建龙表示，目前基本完成国家公园的顶层设计，相关总体规划正抓紧编制和报批。
科学划定自然保护地类型是关键
我国现有自然保护地是由各部门分别建立的，截至目前我国各级各类保护地总数达1.18万个，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冰川公园、草原公园、沙漠公园、草原风景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等，以及正在试点的国家公园。
然而，虽然各类保护地都有各自的功能定位，但交叉重叠，碎片化、孤岛化严重，极大地影响了生态保护综合效能的整体发挥。
如何区分国家公园与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关系是一大课题。
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研究员胡军华等人研究发现，国家公园与已有自然保护区在地理空间上重叠较大，他们在自然环境上的差别很明显；自然保护区内两栖爬行类所偏好的环境条件较多未包含在国家公园内。
“体制试点区目前尚存在保护环境类型不够全面、保护区域不连续等薄弱之处。”胡军华告诉《中国科学报》，为更好地实现国家公园目标定位并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在区域内加强野生动物的生态学研究，开展长期监测，掌握环境变化对物种分布与种群动态等的影响，有助于实现区域内物种在环境变化的永续生存，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完整性。
今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科学划定自然保护地类型。
随后，在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基础上，国家林草局和青海省共同启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建设。青海林草局副局长王恩光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正对各类保护地开展综合评价。
立足中国实际
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看来，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应把握整合设立、主体功能、主体地位和空间管制等四个关键词。以空间管制为例，他认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目的之一是将对耕地的用途管制，拓展到生态系统的空间管制，但不能简单地套用耕地的用途管制，后者的概念更丰富，需要认真研究、积累经验。
根据《指导意见》，到2020年完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设立一批国家公园；到2025年健全国家公园体制，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归并优化；到2035年全面建成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
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应该是什么样的？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樊杰向《中国科学报》介绍，从他们现在探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加强研究、科学规划，科学揭示自然生态分异和演变规律，按照人与自然协调的基本原理做好规划；二是从战略高度统筹设计，把自然和人文生态价值传承和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有机统一起来；三是以大尺度的景观美和大范围的人少作为国家公园筛选的基本条件；四是要测算合理的容量；五是充分兼顾可持续的民生和社区的发展，把国家公园建设作为贫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条绿色途径；六是创新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建立生态的严格保护、当地人民群众的致富和山水林田湖草修复的良性循环机制。
论坛召开之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何得桂及其团队正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调研“村两委＋”工作模式。2018年7月，为积极调动社区群众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探索建立了“村两委＋”社区参与共建共管共享机制。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办公室主任韩强介绍，目前在做好第一批9个试点村的“村两委＋”工作基础上，今年在国家公园范围内又新增6个试点村，进一步扩大“村两委＋”覆盖面，加快建立规范化运行机制和管理体系。
在何得桂看来，这种工作模式通过宣传教育提高社区群众生态保护意识，增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力量，有效地在群众中树立起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美丽家园的主人翁意识，值得进一步总结和推广。
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副司长彭福伟在论坛上表示，中国有着自己的国情和制度环境，必须立足中国实际，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模式；同时也要遵循一般的国际规律和社会共识，不能把改革过程中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中国特色，而拒绝改革、敷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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