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

■易继明

“体制”和“机制”是建立在一个基本法律制度框架之内的两个范畴。不过，某种运行“机制”，一般都建立在一定的“体制”基础上，是“体制”的下位范畴，因此我们说某某“体制”的时候，实则包含了体制内的运行机制。知识产权领域也是如此，我们谈论“知识产权体制”的时候，本身就包含了知识产权的运行机制。

知识产权体制是现代法治社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范畴。一般来说，我国知识产权体制包括四个维度：一是党对知识产权工作加以全面领导的领导体制；二是人大行使知识产权方面立法权的立法体制；三是行政部门对知识产权行政工作的管理体制；四是司法部门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司法体制。

当然，具体层面的知识产权体制问题更加复杂。我国知识产权的体制或者机制，过去主要依附于科技管理、新闻管制、市场监督或者司法保护等体制之下，缺乏整体性、自主性和主体意识。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关版权问题都是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名义发文的，侧重于对出版加以管制，附属于新闻体制，忽略了版权本身的私权属性。对激励知识产权的创造问题，则主要附属于科技创新体制，较少从知识财产的角度加以认识。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实则归于司法体制之内。

目前，从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这种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探索相应的体制改革。例如，最高法院2014年成立北京、上海、广州三家知识产权专门法院，2018年成立最高法院知识产权法庭，都是知识产权司法领域的重要改革成果。国务院一直在探索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最终促成了2018年3月开始的新一轮知识产权体制改革。不过，新一轮知识产权体制改革并非终点，只是向集中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迈出了一大步，即从高度分散的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工业产权（专利和商业标志）相对集中的“二合一”模式。

知识产权行政和司法领域的改革，首先要考虑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知识产权既有的行政管理和司法这两大体制问题；二是多元主体参与的知识产权公共事务这一协调机制问题。这两方面问题，其组成包括国家治理的行政管理、司法保护和公共事务三个结构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知识产权是作为一种“资源”看待的。国家知识产权治理结构中，知识产权资源及其治理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从权利取得的角度，就是授权、确权与保护的问题；第二个层面，从权利运用的角度，就是知识产权价值链形成并实现其价值的过程；第三个层面，就是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如何运用其间、运用得当的问题。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同时融入到国家知识产权治理结构的具体层面即三大组成部分（行政管理、司法保护和公共事务），形成了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基本治理结构。这一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知识产权体制包括了五个维度，除前面谈及的四个维度之外，还有一个将知识产权作为公共事务的社会共治体制。

简言之，理解我国知识产权体制，应该从以下五个维度着手：一是党的领导体制；二是人大的立法体制；三是行政部门的管理体制；四是司法部门的保护体制；五是公共事务体系中的共治体制。理解这一体制，是理解和构建中国特色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的基石。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