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中），产科主任赵扬玉（右），生殖医学中心原常务副主任刘平（左）看望“试管婴儿二代宝宝”。魏威摄

■本报记者 张思玮 见习记者 辛雨

4月15日8时34分，一声响亮的男婴啼哭声，打破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房的宁静，而这也在我国辅助生殖医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这位男婴的母亲郑萌珠，是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

“郑萌珠的自然受孕和顺利分娩，再次证实了试管婴儿完全可以顺利繁衍后代，解除了公众的疑虑。”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我国每年新出生的孩子里，利用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的占出生人口的1%~2%。

“一颗大石头终于落地”

1984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教授张丽珠提出，要在我国进行“试管婴儿”技术探索。至今，我国的辅助生殖医学已走过30多个春秋。

目前，我国具有资质能够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已经超过450家，其中能够开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医疗机构350家，能够开展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的医疗机构已经超过40家，人类辅助生殖的从业人员已达上万人。

“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第一大国。”乔杰表示，我国每年试管婴儿数量逾20万例次，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妊娠率约为40%，活婴分娩率达30%~35%。

据此次郑萌珠分娩的主刀医生、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赵扬玉介绍，原计划郑萌珠应自然分娩，但因胎儿横位、已满39周，且郑萌珠已经出现宫缩，符合剖宫产指征。 “整个手术过程非常顺利，出血也不多，男婴3850克，52厘米。”赵扬玉说，“整个孕期中，郑萌珠只有在孕后期时，血糖有点高，其余指标都正常。直到今天看到这个健康的男婴，我们心里的一颗大石头才算落地了。”

新技术须边应用边探索

作为当年郑萌珠出生的见证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原常务副主任刘平对辅助生殖医学在国内的发展颇为感慨：“试管婴儿最初主要是解决女性输卵管不通等问题，刚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时，我们连卵子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从开腹取卵到阴道超声阴道下取卵，从简陋的实验设备，到各种高精尖技术在辅助生殖医学领域的应用，如今，我国的辅助生殖医学水平已经与世界同步。

“辅助生殖及衍生技术正在帮助更多的家庭。比如，单基因遗传病有7000多种，依靠相关检测，在胚胎植入前，很多遗传病都能进行明确诊断和筛查。”乔杰说，随着表观遗传学等学科的发展，通过植入前胚胎的遗传学诊断，可以筛选出健康的胚胎，“这不仅能够保证婴儿不发病，同时还尽可能地不携带致病基因，不给下一代造成麻烦。”

2014年9月19日，世界首例经MALBAC基因组扩增高通量测序进行单基因遗传病筛查的试管婴儿诞生，这标志着我国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对一些男性不育患者而言，现有的技术也“威力尽显”。乔杰表示，针对没有遗传病史的无精症患者，只要能够在其睾丸组织或者是附睾中取到极少量的精子，临床上便能通过辅助医学手段帮助患者生育健康的孩子。

“有些肿瘤治疗的患者提出想保存生育能力，对此，我们也有相应的措施，如卵巢细胞、睾丸组织、精液等冷冻保存。”乔杰告诉记者，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此方面的研究探索。

针对国外有些国家已在尝试使用纺锤形核移植技术治疗不孕症，乔杰表示，这项技术的安全性还有待深入探索，目前国内仍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关注试管婴儿远期健康指标

从中国首例供胚移植试管婴儿罗优群（男）与爱人通过自然怀孕生下一枚健康女婴，到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通过自然怀孕分娩一位健康男婴，试管婴儿的生育能力逐渐得以证实。

“但我们依然需要密切观察试管婴儿及其下一代的远期健康，比如脂代谢、糖代谢等指标。”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黄荷凤告诉《中国科学报》，辅助生殖技术只是帮助那些不孕不育的患者实现做父母的愿望，我们还应大力提倡自然受孕生育。

谈到近年来国内不孕不育率增高的情况，黄荷凤认为，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晚婚晚育成为潮流，很多育龄人群往往错过最佳生育年龄；避孕措施不得力导致人工流产增多，反复人工流产易导致输卵管粘连、子宫内膜损伤等，提高了女性不孕风险。此外，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如饮食不当、烟酒刺激等也助推了不孕不育的发生。

“或许，环境污染是不孕不育症的最大原因，比如农药、抗生素的滥用等。”黄荷凤还指出，一些感染性疾病、内分泌紊乱的肥胖人群发生不孕不育的几率也比较高。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大范围的、关于不孕不育症研究的循证医学证据。

“在我国二孩政策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鼓励女性在最佳生育年龄阶段（20~30周岁）受孕。”黄荷凤说，试管婴儿技术不是解决不孕不育的“万金油”，年龄越大，其成功率就会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