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吕建指出，我国博士按期毕业率比较低，2012年时40%的人无法按期毕业，目前这个比例可能达到了65%。从年限上来看，三年博士最长八年毕不了业。

因此他建议，要有科学合理的分流机制，“让适合的人读下去，为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而对于“研究生分流”的说法，教育部于今年2月26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中已有提及。

那么，不能按时毕业的博士生群体是否如吕建所说正在日益扩大？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博士生延期？这一现象是否普遍？应该如何理性看待？

就此，本报采访相关博士生、中外高校教师以及教育学者，并联手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重庆大学小强传播团队，形成本版专题报道与4版数据新闻，对上述诸多问题进行全面而立体的展现，以期让读者能对博士生延期状况与博士生培养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本报记者 温才妃 袁一雪 见习记者 许悦

事实上，博士培养设年限，对于建设学习型社会并没有帮助。延期是一个传统观念，怎样让博士培养富有开放性、终身性，才是人们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有终身教育的理念，就不应在博士生培养的年限、资历上设过多门槛，尤其对于公立高校，更没有这样做的理由。

读博士，你准备好了吗

1月31日凌晨，某大学一位28岁的博士生从学校宿舍出走后失联。2月14日，他的遗体在附近一座水库的芦苇荡内被发现并打捞上岸。因为法医未在其身上检查出伤痕，所以警方判断其大概率为自杀。

在出事之前不久，这位博士生因为博士论文未通过，延期毕业一年。按照规定，延期后，学校将不再继续提供宿舍。其父亲曾询问他是否还愿意继续读书，这位博士生给父亲的回答是，希望继续，但缺乏方向。

这位博士生的父亲也曾就延期一事联系儿子的导师进行恳谈，其导师表示他儿子很聪明，只需要再努努力，应该很快就能毕业了。只是没人想到，最终等来的不是他毕业的消息。

延期带给博士生的压力不是个例，在某高校的论坛上，一名延期博士生也发文吐露延期的尴尬，首先是实验、毕业等带来的内在压力，其次是学校对延期博士生不下拨培养经费、不提供住宿和公费医疗的规定带给他的外在压力。这名学生在论坛中写道：“我知道三年能顺利毕业的博士生大概只有1/3（也许不到），也就是说，我是那剩余的2/3里面普通的一员。”在延期期间，一次突发的肾结石让他意识到，没有公费医疗和医保的支持，看病竟如此昂贵，令他感叹延期博士生“伤不起”。

虽然有人无法接受延期的事实，但博士生延期属于普遍现象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我身边的同学大约有三成能够如期毕业。”一位心理学在读博士告诉《中国科学报》。她同时对延期原因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读博本身具有挑战性，而自身能否获得支持、个人能力、和导师的关系等都有可能导致博士生延期毕业”。

一篇发表在2011年名为《博士延期毕业的主要原因探究及应对措施》的论文中，作者分析了国内博士生延期的原因，将其分为主动因素和被动因素两类，两类中又包括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其中主动又合理的因素是学生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比如为了获得高标准的学术成果，会主动提出延期毕业，当然导师也非常愿意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条件；而主动不合理的因素为学生学习主动性不足、频繁更改研究方向和独立科研能力不足。被动合理的因素则包括导师、学校要求较高，某些研究领域的特殊性影响了就读时间，以及健康和出国等原因；被动不合理因素也与导师相关，包括某些导师能力不足，为获得连续稳定的科研成果而限制学生投稿，以及无关课题占用学生研究时间。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马荣华所带的博士生中，目前就有两位博士生申请延期，其中一位已经毕业拿到了博士学位。究其原因，一位因为在国外高校研究所学习了一年，另一位则因为有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还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主动提出延期半年的要求。“博士生不毕业，做实验和发表论文等费用都可以从导师那里报销，但是毕业后就没有这些待遇。”马荣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解释说。他同时表示，因为学科原因导致延期的情况也有，但不多，“我们这个领域肯定包括野外工作，但是野外工作一般会提前进行，而且大部分课题组都有研究基础，不会完全从零开始”。

同样需要进行野外作业的某校硕士生马骁也有读博士的打算，目前正从事人类演化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他坦言，身边已经两三年没有博士生能够准时毕业了。“博士生延期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了，主要因为毕业后研究所和高校留给年轻人进行研究的位置在减少，所以更多人希望在博士期间做更多的工作。”

博士生延期的路上，中国并不孤单

“博士”，在别人眼中与高学历、高薪酬挂钩，但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人眼中则意味着漫长的时间与精力的付出，意味着在论文撰写中的挣扎。因此，延期毕业也屡见不鲜，其中的艰辛苦楚只有身在其中才能明了。那么，国外高校中的博士生们是否也如此？延期毕业的现象又是否普遍存在于国外高校？

“如果到十月份我的文章还没被接受，教授也不想为我开绿灯的话，那么，我就要延期毕业了。”在日本某高校攻读眼科博士学位的刘野告诉《中国科学报》，之前自己的一位同样在日本读博士的朋友，就因为文章发表数不够，没有达到毕业标准，不得不延期了半年。而另一位“同病相怜”的朋友，虽然足够勤奋，但由于自身学习的学科和毕业论文撰写艰难的问题，已经延期了两年之久。

刘野发现，身边的文科博士生更容易出现延期毕业的情况，最多的延期了四年才毕业。可见，在日本高校中，博士生延期的现象也是同样存在的。

2013年度“北大研究”重大课题“北京大学博士生延期毕业成因与管理机制改革研究”成果之一《日本延期博士生培养管理机制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中曾指出，日本高校博士生延期普遍，其中人文、社会专业延期情况最为严重。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日本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中发生延期的比例达到46.7%，人文、社会专业延期比例高达84.9%和68.2%。

了解完我们的近邻，放眼远在地球另一面的美国高校，情况则有所不同。

“美国的研究型高校，不为博士生设置固定的毕业期限，因为每个学生具体专业不同、论文选题类型不同、研究方法不同、所需工作量不同，而且学生个人的经济情况、时间安排也不同，研究生院对于学生的毕业年限有很大的弹性。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延期毕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说，他曾在美国布朗大学求学，在那里，博士生的求学时间主要由学生自身情况、论文的方向与性质、工作量等因素决定，学校并未规定具体期限。

他解释道，与中国高校不同，美国大学的博士生培养没有固定学制，论文何时达到了要求，导师组就何时安排学生答辩。美国大学不要求博士生住在学校宿舍，只有少数宿舍供博士生申请，大学一般不提供奖学金。学生靠家庭资助、申请基金会资助或者打工来完成学业，因此导师和学生只能比较灵活地安排答辩和毕业时间，以符合每个学生自身的实际情况。

此外，在美国高校，放弃或难以完成学业的博士生比例很高，放弃的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因为导师转校、退休难以选择新的导师而放弃，有的是在论文写作方面与导师发生冲突无法协调而放弃，有的是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未曾预料的问题，如数据质量完全不可用等，无法达到最初的预期，知难而退。社会对这类情况也表示理解。

“在目前国内过于重视学位、学历的大环境下，博士生完不成答辩、拿不到学位，不论是同学还是亲友，甚至其自身都会认为这是一种失败，并打上这样的负面烙印。同时，延期或肄业的博士生，对于导师、所在院系、学校评估都会造成负面影响，给学生和导师都造成很大压力。”马戎说，这样僵化的博士培养制度也给学校带来了提供宿舍、奖学金、控制学制的沉重负担。

在加拿大高校中，情况又与美国高校不同。在大多数加拿大高校，攻读博士学位通常学制预设为4年，但事实上，很多学生会花费5年，甚至更多年来完成学业。一些博士生项目不会提供延期年限中的费用支持，学生需自己负担超出年限的学费来完成学业。

最后，再来看英国高校。英国高校博士体制与我国相比要更加多元化，可分为传统博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新制博士学位等。不同类型的博士，其培养模式、结业要求等也各不相同。比如英国的大部分专业博士，其学制为非全日制，通常为两年，允许学生兼顾工作，将教学与实践融合。新制博士则融合了研究、教学式课程和专业技能训练，通常在四年内可以拿到学位。

众所周知，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高校博士生的学制较短，大多数博士生在3~4年内就能够完成学业，因此也受到很多留学生的青睐。但也有在英国留学的学生表示，有些专业（比如计算机、法学等）根据研究内容的难度、课题论文完成度等，也会导致延期毕业的现象出现，使得学生毕业时间延长至5年，特殊案例中也有延期至7年毕业的情况。

延期背后如何“破冰”

由于博士延期越来越呈现普遍性，使得我们不得不追问这样两个问题——延期的原因有很多，是什么为延期埋下了伏笔？博士培养真的有设年限的必要吗？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对于延期博士生，要从学业角度认识问题所在”。

他指出，如今大学在校生以“90后”“00后”居多，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小习惯于套用中小学的方式上大学，能力与素质难以达到学术人才的基本要求，这给之后的学业危机埋下了一系列伏笔。因此，博士招生在入口处就要从严把关。然而，很多高校都有拼博士点的动力，导师也有评博导的动力，多方面因素促成了一些高校因利益舍弃质量，一味扩充数量造成低水平培养。

“这反映的是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储朝晖解释，西方国家并不管理博士学位，博士质量直接与高校声誉挂钩。我国虽然名为高校招收博士生，但实质是政府管理下的招生。高校类似招生代理人，如何把握毕业标准，需要政府反复发文件、提要求。

这不禁让人心生疑窦，办学主体究竟是谁？是谁在要求博士生培养质量？如果政府要求博士生培养质量，那么政府是否对每个专业都了解？怎样才能制定一个万能的质量标准？“显然，这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范围。”储朝晖说。

事实上，对于博士培养质量，一些高校并没有做到真正上心。由于入口有学位办发“执照”，出口有政府“兜底”，扩大规模导致的质量下降，并没有真正影响它们继续招生、颁发学位。

对此，储朝晖建议，博士培养应真正下放给有把关能力的高校，交给高校、教师自身去定夺，只有他们真正成为主体、有决定权，培养质量直接与高校声誉、导师声誉挂钩，才能解决博士培养的质量问题。“学位办至多管理一些地方高校博士，在目前的情况下，部分地方高校尚无把关质量的能力。”

管理体制带来的问题还体现在中断的学业上。我国博士培养通常是在一所高校“一学到底”，于是便出现博士“有条件学好就学好，没条件学好就拉倒”的现象，导致培养质量参差不齐。“学业中断的博士，之前的学分不仅应该认可，而且应该鼓励他们跨高校、跨国学习，对其学分予以认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对《中国科学报》说，“学分银行”的思路目前在社会教育领域已逐渐打通，在政府管理下的正规教育领域却受到阻碍。

“事实上，博士培养设年限，对于建设学习型社会并没有帮助。”程方平指出，延期是一个传统观念，怎样让博士培养富有开放性、终身性，才是人们要考虑的问题。

他举例，中国古时有80岁考取秀才、进士者，国外有三代同堂同时获得学位者，甚至外籍老年人士在我国高校读博，超出6年，依然能拿到学位。而对本国博士生，年限最多6年，一些博士生仅30多岁就不给机会了。“在教育交流上允许开放，却对本国博士强调严格，其实都是形式主义的表现，背后并没有站得住的理由。理应按真实水平，才能让公众服气。”

“一方面我们要注重培养质量，另一方面还要给更多人机会。但如今，一些政策的出台多是从高校、教师角度出发，从学生角度考虑得过少。政府、高校在要求质量的同时，缺少必要的保障条件。”程方平说，那些因在职或特殊情况（生病、出国等）所致的延期毕业博士生，在校3年后不提供补助、宿舍，却同时面临没工作、延期等情况。对此，高校可以酌情给予一定的扶持，毕竟这部分人数量不多，扶持他们的同时，可以对其学业提出更高的要求，帮助他们专心完成论文。

“如果有终身教育的理念，就不应在年限、资历上设过多门槛，尤其对于公立高校，更没有这样做的理由。”程方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