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保善
高校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近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人才资源保障。但在不同地区之间，高校发展水平各异，同时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色。对于不同区域的高等教育发展及其与当地经济社会如何实现同频共振，不妨听一听来自不同高校的代表委员们有哪些思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
建议增加西部高校研究生教育经费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对西部高校的支持和投入力度，尤其是今年，教育部对部属西部高校本科生生均经费的投入有了一些提高，但与之相比，西部高校的研究生经费无论是从总量还是从增量、增幅上，都低于国家对本科生经费的投入。
这给西部高校培养和输送更多的硕博士高级人才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因为这在一方面制约了西部高校进一步增加培养硕博士高级人才的积极性，在另一方面，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硕博士高级人才对西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支撑作用的发挥，因为西部地区各行各业所需的高级人才，归根结底还是依靠西部高校自己来培养和提供。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算两笔账。
按照目前国家投入经费的情况来看，本科生的生均拨款约为1.5万元/年，而硕士生只有2.2万元/年。博士生大约2.8万元/年，且只下拨3年。但是，仅就近几年来文、理、工、医不同学科博士生的毕业情况来看，能够3年按时毕业的学生人数分别只占学生总人数的21%、59%、35.6%和71.9%。3年以后，这些未按时毕业学生的培养经费，都要靠高校补贴支持。
在另一方面，以在川的四所部属高校为例，2018年，四所高校的毕业生中，平均有50.2%的本科生在西部地区就业，而硕博士高级人才留在西部工作的比例则接近60%，超过本科生在西部的就业率近10个百分点。
因此，建议国家对部属西部高校本科生生均经费投入增长之后，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对西部高校研究生生均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同时，这也可能有效撬动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源加大投入。
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校长赵继：
结合东北振兴战略 探索“双一流”建设评价试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深入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战略，成效明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新时代的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这就要求东北振兴不仅仅是经济振兴，也包括文化、科技、教育、社会、生态等的振兴。
同时，“双一流”建设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另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要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实施作出重要贡献。
由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工业总体发展水平，当前在许多技术领域还存在明显短板，特别是校企之间的产学研用合作创新链条还存在薄弱环节，迫切需要高校在关注基础研究和知识创新的同时，主动承担起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技术攻关的任务。
高校既要推动知识创新，瞄准科学前沿，攀登学术高峰，也要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开展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从这个角度说，全面振兴战略和建设“双一流”战略在东北地区了形成政策交汇。如何打好两大战略的组合拳，提高“双一流”建设高校服务东北全面振兴的能力，并在服务振兴中创建一流水平，实现大学自身的转型和创新发展，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评价是指挥棒，特别是当其与资源配置结合时，就更加具有强导向作用。当前，各类大学评价对东北高校服务东北振兴中的激励和引导作用还不够明显，受某些排名的影响，学界、社会乃至社会舆论，都给高校服务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带来疑虑和困惑，也给高校自身特色发展、追求卓越带来压力和挑战。
因此，建议国家选择部分东北“双一流”建设高校，结合服务东北振兴战略进行建设成效评价的试点。通过自评与他评相结合、国内评价与国外评价相结合、学术专家与行业专家相结合、知识贡献与技术贡献相结合，重点评价“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国际地位、建设成效和发展水平，对科学发展或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贡献，以及对东北振兴战略的支撑能力和服务水平，通过建设成效评价试点改革，引导“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区域发展中争创一流，并为全国“双一流”建设评价提供有益借鉴。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 高教一体化要先行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战略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国家战略。2018年7月，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共同发布了《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标志着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建设正式开始。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建设和推进过程中，高等教育一体化可成为其突破口。
对照新时代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新目标、新任务，还有一些深层次问题有待破解。比如在制度层面，由于行政区划壁垒、教育管理制度及评价体系各异，高等教育一体化长效机制和政策环境尚未建立；在组织层面，区域内高等教育还处在自发式、项目式、局部性合作阶段，缺乏战略规划和宏观指导；在动力层面，高等教育一体化还存在“上面热，下面冷”的情况，基层高校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待进一步激发。
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要树立一体化教育功能区概念。推进长三角高等教育一体化，可以借鉴法国“大学区”的思路，即突破现有省级行政区划，将整个长三角区域视为一个教育功能区，组建一个权威性管理协调机构，统筹协调推进区域内高等教育一体化。这就需要国家和三省一市拿出更大的勇气和魄力，在现有良好合作基础上，探索建立“长三角大学区制”，深入推进高等教育一体化。
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要坚持法治引领，加强顶层设计。要在国家和省际层面，统筹研究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意见、协议，建议教育部牵头起草一部关于“长三角大学区制”建设的纲领性法规，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指导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打破当前体制机制障碍，重新设计基于平等地位、谋求共同利益的区域高等教育互动与合作制度安排，确保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有章可循。
同时，对地方行政运行的体制机制进行重塑与再造，解决高等教育一体化所面临的一系列综合性、整体性、跨行政区域的问题，推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从地方型行政向区域型行政转变。建议尽快成立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和三省一市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组成的“长三角大学区建设委员会”，负责协调多方利益，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整合资源，消除阻碍省际高等教育资源流动、共享的行政壁垒。
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要制定指标体系。高等教育一体化指标体系的构建，既是一体化目标的真实表达，也是具体的任务书和路线图，有利于适时监测一体化进程和成效。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是教育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建议创建“长三角高等教育一体化研究智库”，整合长三角地区政府、科研院所、高校的智库资源，为高等教育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提供理论支撑。
建议以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为指引和参考，从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开放等维度，重点设置学分转化与认定、课程开放、师生流动、科研合作、资源共享等指标，构建面向世界、引领全国、服务长三角的高等教育一体化指标体系。
长三角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要强化督查督办。建议组建由区域内高校、社会团体以及中介组织等各方力量构成的“长三角高等教育发展咨询委员会”，经相关部门授权，与“长三角大学区建设委员会”合署办公，直接参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重要事务，加强督查、督办与协调，形成多层次治理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工程大学校长高岭：
国家应建立中西部高校 高质量发展计划项目
近年来，伴随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西部发展日益受到重视。作为东西部的“连接处”，陕西省已经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同时，作为高教大省，陕西省也肩负着为西部大开发以及“一带一路”建设输送人才的重任。
由于历史发展原因，陕西省内高校布局广、层次多，既有部属高校，也有中央下划高校，以及普通高校。虽然全省财政高等教育支出规模自2013年的327.87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444.59亿元，但陕西省财政高等教育生均拨款水平却连续5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陕西地处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及东部省份，如今正面临优秀高端人才流失严重、资金存在缺口等问题。而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国家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大量创新型高端人才，特别是近期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对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我认为，培养建设西部人才队伍离不开西部高校。为此，我建议国家应建立“中西部高校高质量发展计划”项目。项目共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要设立“中西部划转高校特色发展专项”。自1998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全国有不少原中央部委普通高校划转省级政府管理，划转高校相对而言都有较好办学条件、办学理念，往往依托行业，服务全国，其学科特色与社会服务能力更加显著，理应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提升水平，特色发展。
二是在国家原有综合能力提升计划、基础能力提升计划的基础上，设立支持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的“中西部高校教育教学信息化示范专项”，探索、改革、示范教育教学的信息化手段、环境及资源建设，推动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
三是针对当前中西部高校面临的人才流失问题，有必要实施“中西部高校人才队伍能力提升专项”，支持中西部高校现有人才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为建设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推动中西部高校的高质量发展创造条件。
希望中央财政加大对陕西省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促进陕西省由高教大省更快转型为高教强省，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基础和智力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
长江经济带建设 高校责无旁贷、使命在肩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对教育现代化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作为高校，要将服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长江经济带打造成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提供人才支撑。
然而，长江流域生态功能退化严重、环境风险隐患突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尚不完善，这些都严重阻碍着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针对当前有些人对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认识不全面、不深入的现实，高校要加强对长江经济带战略指导思想的宣传解读，使社会各界更加深刻地把握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内涵。
在我看来，高校在三个方面可以有所作为。
一是加强智库建设。南通大学成立的“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以打造在全国有影响力的长江经济带研究领域新型智库为目标，积极发挥咨政建言功能，成功入选“2018中国高校智库百强榜”。智库要积极承担高层次项目研究，开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战略和江苏对接策略研究，深入开展学术和决策咨询研究，撰写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相关决策咨询报告，积极开展相关研讨和战略解读。
二是开展技术服务。紧密围绕长江经济带打造世界级产业群、长三角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以及江苏打造长江南京以下江海联运港区、全球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长江流域内外开放合作先导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北翼核心区、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发展要求，充分发挥高校智力和技术优势，深度对接沿线重要节点城市产业发展和生态建设的科技需求，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三是提供人才支撑。结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江苏省“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和南通市发展的战略定位，打造优势特色学科群，组建产业学院，推进“校企合作”“订单式”“嵌入式”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培养长江经济带发展急需的人才，为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武义青：
组建雄安大学应探索新办学模式
今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提到，以新机制新模式建设雄安大学。组建雄安大学，是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对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教育强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在我看来，雄安大学的办学定位应该放在新时代历史坐标上来思考，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体现国家重大战略意图，立足中国大地办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
因此，雄安大学的建设应从四个方面探索新的办学模式，即探索建立新型治理结构，为公办研究型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供样板；借鉴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教融合的办学模式，在高水平科研活动中培养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新区办学；突出国际化办学特色。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高校实行了数十年的行政化管理模式，至今没有彻底改变，学术权力边缘化、虚化和弱化现象与行政权力泛化现象广受诟病。《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同时，强化“科教融合”是顺应新时代的必由之路，也是新一轮改革浪潮的重点。雄安大学应进一步完善依托高水平研究基地的人才培养机制，积极联合科研院所、企业、金融机构共建产业创新中心，联合承担重大科研任务，建设专业化、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智库；加强跨学科的独立研究院建设，围绕国家关注的重大课题、国际尖端领域及全球问题，组织跨学科研究院，为跨学科科研活动与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平台和组织保障。
此外，实践证明，与世界一流大学联合办学既能借助一流大学的品牌影响力吸引集聚高端创新要素，又可以借鉴利用其国外母校先进成熟的办学理念、模式和经验，迅速提升办学水平。截至目前，我国现有的9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全部位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以中外合作方式创办雄安大学，能够大大推进京津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如果以公办为主，则应加强与国际高水平大学和学术机构开展实质性合作，整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推进国际协同创新，以开放促改革，激活高等教育体制，提高大学的活力和办学质量。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大学教授陈保善：
学科评估应分类分地域进行
当前，由教育部主导的高等学校学科评估，已经成为全国高校学科建设的指挥棒，许多地方高校更是出现了新一轮唯学科排名“马首是瞻”的浪潮。很多高校奉学科评估排名为“圣旨”，重点学科遴选和学科建设经费分配，都以学科评估排名为准。更有甚者，有的高校对学科评估不上榜者（C－以下）直接取消研究生学位点。
在我看来，这股思潮偏离了高等教育初心，不利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利于高等学校本身的高质量发展，应该予以纠正。同时，目前学科评估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首先，学科设置以国家和地方需求为优先。以园艺学科为例，北方研究苹果，南方研究香蕉，这是地域特点所决定的。南北方两所学校的园艺学研究对象并不能比较，但评估的性质决定其一定会有一个排名。假如排名为A的学科全部来自南方，则苹果研究就进不了国家的“一流学科”，这显然对国家发展园艺产业是不利的。
那些排名在后1/3的学科，因为难以“上榜”，在校内与其他学科的竞争中，自然处于下风。但问题是，这样的学科却常常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学科，本校没有其他学科可以替代，也很难从其他省市学校得到替代。
除学科评估外，学校之间的比较也大多不论学科性质，仅仅以所谓A、B、C级学科数量论英雄。更重要的是，当前学科排名在国家、省（市、区）和学校层面，实质上已经与资源分配挂钩。在此种导向下，学校的管理者本能地把提高学科排名摆到首要位置，采取花重金挖人、整合学科等非常规手段，集中资源建设少数学科。
这种做法要么会导致学科虚胖，要么会导致学科体系碎片化。长此以往，打基础、谋长远的事就会被忽略，大家都奔着标志性成果去，谁还愿意干难以“冒泡”的事呢？
对此，我建议国家应分类分地域进行学科评估。比如，对于农学等专业，按学科性质就可分东西南北中几个大区，并分别进行评估。在评估中，对相关学科在服务地方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能力和成绩等给予更高的权重。
同时，我们还应引入学科群的概念，即评价某一学科时，要考察其紧密相关的其他学科。比如评价作物学科，应同时考察农业环境与资源学科和植物保护学科，保障学科群均衡发展。
此外，学科评估部门在对特定学科提出建议时，应明确指出该学科对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性和贡献度，明确给出是否支持建设及支持程度的意见，以指导所在学校正确运用评估结果。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陈彬、温才妃、袁一雪、王之康、高长安采访整理
郭刚制版
《中国科学报》 (2019-03-13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