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3月11日上午举行记者会，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副部长李萌、战略规划司司长许倞、政策法规与创新体系建设司司长贺德方、资源配置与管理司司长张晓原就“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直播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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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部长王志刚 张启川 摄

谈“科技创新战略”：

到2050年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王志刚：

科技创新也有“三步走”战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到2035年左右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去年我们国家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排名，综合科技创新排在第17位，到2020年原定目标大概在15位左右。

另外，我们的科技贡献率要达到60%，去年达到了58.5%。

研发投入、论文数、专利数、高新区等方面的指标，去年都有不俗的表现。

当然，进入创新型国家，我们还是有短板的。

在基础研究方面，特别是0到1的颠覆性技术和基础理论、基本研究方法的探索，现在还有不足。

创新生态、科研生态需要进一步完善。

谈基础研究投入：

地方财政和企业也要加大投入

王志刚：

我们经常拿中美基础研究投入做对比，美国在15%左右、中国在5%左右。要承认，确实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很大，并且产出也是世界第一。

就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来说，美国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力量都在投，中国的5%基本上是中央财政投的，地方财政和企业投得很少。

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好的势头，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企业，现在都开始把基础研究作为重点了。

另外，各国统计口径还是有些差别，所以仅仅用数字本身还不能反映问题的全部。

中国加强基础研究是坚定不移的，今后会更加加大投入力度。

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政府要完善政策、搭建平台、做好服务

王志刚：

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首先得出成果，在成果方面也要分它的成熟度。能不能转化，能不能有转化的合适主体。

另外，是市场机制，一定是市场机制来促进转化。

成果的拥有者、成果的承接者，这两个是主体；政府主要是完善政策，搭建平台，做好服务。

全国人大专门修订了科技成果转化法，这部法律应该是最优惠和最贴近科技人员科技成果转化实际的一部好法。

2017年，高校科研机构2700多家，转让各项科技成果35.4万项，增长了近60%，合同额达到了751.76亿元，同比增长27.5%。

谈科研经费管理：

既要信任激励，也要监督约束

王志刚：

信任为前提，激励是导向。我们对广大科技人员给予充分信任。但信任为前提，不能没有监督；激励为导向，总还是要有约束。

包干制本身来讲还是个手段。信任越大，实际上责任越大，授权越多，责任也是越大，压力越大。

作为政府来讲，实际上是要把包干制跟“放管服”结合起来。它是一种“放”，但是“放”不等于不管，只是管的方式、管的理念会发生变化。

另外，在基础研究方面，自由探索为主，但是也有一些目标导向、任务导向。

谈打破科研人员身份壁垒：

项目、资金已打破身份之分

王志刚：

怎么让科研人员有更好的科研环境，比如说帽子、牌子、报销、填表等等方面有很多困扰。

科技部和相关部门一起开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七项行动，使得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能够落地。

政策发了，一些措施也都明确了，但是知晓度不够高，宣传的力度还不够。

另外，还有政策的协同。有的政策和政策之间可能有点打架，正在和相关部门一起梳理。

同时，也要推动政策的落实，这样才使得我们科技人员能够真正享受到政策，不唯身份、不唯编制。

在科技项目、资金的支持和服务方面，已经打破了事业企业之分、身份之分，我们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既有在大学、科研院所的，也有在企业的，项目大家都可以申请。

全社会每个成员只要愿意去参与科研，参与创新，我们都是尽量把渠道疏通好。

谈加强科研伦理建设：

对为个人名利罔顾法律行为要加以约束

王志刚：

第一，科技本身就是双刃剑，要趋利避害。

第二，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特别是在应用领域发挥科技的扩散性、渗透性，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我们科研人员有强烈的责任感、科学精神、道德操守和科研伦理，当然还有遵守法律法规等方方面面的要求。

要告诉和引导科学家从事科研活动应当遵守什么样的规范，转化成果要遵守什么样的规定，使我们科技人员更加理性、尊重规律、敬畏法律，对于那些为了个人名利罔顾法律的行为要加以约束。

同时，也希望新闻界和媒体朋友多做宣传。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很重要的一点是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

谈青年科学家发展：

希望能给青年人更多成长空间

王志刚：

呼吁大家能给青年人更多的成长空间，要积极鼓励扶持。作为老一代的科学家、成功的科学家，要有更高的姿态。

青年人的成长，既需要单位培养，从某种意义上也需要师父带徒弟。导师和学生的关系，课题组长和科技人员之间的关系，总师和成员的关系，实际上也类似一个师父带徒弟的关系。

作为总师，作为导师，作为组长，怎么能够积极帮助年轻人，但是又给年轻人提供成长机会、工作舞台？为什么过去很多年轻人很早就可以担任一些课题组长，担任一些主管设计师、主任设计师，而这种机会现在是不是可能少了一些？

在这一点上，还需要科技界的前辈们做更多的工作。不要一喊老板就真是老板了，科技界的“老板”的说法，我总是觉得不好听，师生之间还是教学相长，学学相长的关系，共同保持良好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