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家很少创业，都是他们的学生毕业后去创业，因为青年人很容易转变。中国教授忙得团团转，还要去创业，很可能从优秀的科学家变成糟糕的CEO。”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陈东敏如是说。

陈东敏旗帜鲜明地反对一窝蜂去创业，自己却曾在美国硅谷参与创办了两家公司。2002年创办的第一家公司到2008年已融资近1亿美元，后来成功将工艺技术许可给台积电。

回国后，目睹中国式成果转化的种种“怪现状”，陈东敏提出：大多中国科学家不具备硬科技成果转化的“胜任力”。

2017年，广东省投入巨资建设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聚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死亡谷”。陈东敏的机会来了，他的目标是在这里办一所“创业大学”。

创业大学什么样

去硅谷之前，陈东敏是哈佛大学罗兰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得他在学术休假时创办了一家公司。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后来竟辞去哈佛大学的职位，专心从事企业技术开发。从自己的公司退出后，他也曾在硅谷其他公司担任首席战略官。

回国后，陈东敏先后在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现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研究中心）担任过共同主任，在苏州高新区办过高新技术孵化器，在几家科技企业做过董事，在北京大学担任科技开发部部长和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开设过一系列创新教育课程。

看得多了，理解也深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成果转化糟糕的原因，是‘重物轻人’，没有把成果转化的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

这正是陈东敏想在松山湖做的事。

应聘时，他跟东莞市领导表态：要把管理预算增加3倍，用来办教育和人才培训，转变科学家思维，提升硬科技创业人才的胜任力。

陈东敏提出的“胜任力”包括科学家思维、工程师思维、企业家思维，甚至风险资本家思维。以锂电池为例，科学家往往注重性能，但如果电源标准尺寸标准不合适系统集成，电动车企业基本不会采用。

为了提升胜任力，首先，实验室计划引进一批美德日等国的创新管理和技术创业课程，取各家之长，培养一批介于科学、工程和市场之间的复合型人才。

其次，邀请志同道合的资本方提前介入，针对每个项目规划具体的产业化路径，把市场的需求和要求提前带给科学家，经过碰撞让科学家发现自己的不足、转变思想、加强合作。

来松山湖之后，陈东敏经常和科学家们探讨这一话题，经过一番“洗脑”，许多科学家询问创业大学什么时候开课，表示要拿到第一批毕业证书。

攻关型创新卷土重来

对标国家实验室，广东省从2017年开始大力建设省实验室，目前已有10家。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就是其中之一，由东莞市政府、中科院物理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共建，前期投资超50亿元。

对于这所实验室，人们往往将其定义为新型研发机构，实则并不准确。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实际上是开放式合作平台，以开放的生态接纳全国各个研究机构的成果，吸引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团队，探索一条从科学到技术到产业到商业的成果转化中国模式，这是我们的价值所在。”陈东敏说。

1980年美国推出《拜杜法案》，极大地调动了创新积极性，很快被其他国家效仿。但陈东敏认为，我国不能盲目模仿。

首先，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跟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国情都不一样。其次，美国在推出这个方案时已经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企业研发能力强大，而我国则不然。这就导致中国第一轮区域经济创新主要依托大学和科研院所，对科学家要求极高，矛盾重重。

“中国这么多卡脖子技术，哪一项没有研究过，为什么都没有走到底？”陈东敏向记者抛出这个他思考多年的问题。

在他看来，卡脖子技术是典型的攻关型创新，理论上适合我国的体制，但中国却在拥抱市场经济的同时，忽视了攻关型创新，反而过度追求出文章式的创新。

“创新是生态问题，现在我们看到的却大部分成为孤岛。”陈东敏说。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的定位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攻关型创新，考验团队全方位组合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规划，实验室除了布局前沿科学研究，同时打造创新样板工厂，形成“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产业技术研究—产业转化”的全链条研究模式。

“一旦我们打通了这条成果转化的通道，就会有成果主动找上门来。”对于未来，陈东敏很有信心。

在他看来，2020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中国投入这么大资源做成果转移转化，不能永远摸着石头过河，也该进入深水区了。十九大提出高质量转变，科研成果转化就首当其冲应该向高质量、高效率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