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9年发现二里头遗址，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为代表的考古人便开始了对古老文明的追寻之旅。六十年一甲子，直接参与二里头考古的人很多，一代人完成了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承接着一代人的希望……

今年是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多场学术研讨举行。随着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开馆、考古遗址公园开园，作为文化遗产的二里头遗址也进入保护的新阶段。本版刊发相关文章，带领读者走近3800年前的那个王朝文明。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伊、洛河形成的冲积平原平坦而开阔，气候温暖，物产丰饶，从夏商至唐宋，无数王朝的权力中心在这里上演兴亡更替的故事。二里头村，隶属于河南洛阳偃师市，处于伊、洛河之间的一个高地上，几乎是中原地区最普通的村庄。1959年，古史学家徐旭生依文献的线索寻找“夏墟”，在这里意外发现了重要遗迹。之后的60年，中国考古学家一直在这里用他们的手铲解读古老文明留下的无字天书。

持续发掘和研究可确认，二里头遗址是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是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探索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遗址。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中华文明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进入到更为成熟的王朝文明阶段，并向四方辐射。

考古释读出文化内涵

二里头遗址考古60年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缩影。几代考古人在不同时期的艰苦工作共同形成了我们今天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全面认识。

1959年至1979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通过考古工作全面了解二里头遗址文化遗存的文化分期、内涵和性质。首季工作，发掘者就依据层位关系将早于郑州二里岗文化的文化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还发现有郑州二里岗上层遗存、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第二年的春季，根据遗址上的主要道路、水渠和自然村间的地界，把整个遗址分为9个发掘区，平面略成“井”字形。当年秋冬季时，就钻探发现了长、宽各约100米的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即现在的1号宫殿基址。此后一直到1978年，完整揭露1号宫殿基址、2号宫殿基址的大部分；发现规模较大的中型墓葬，出土多件青铜容器、青铜兵器、大型玉器、漆器、绿松石器等；在遗址南部靠近洛河故道的区域发现较多铜渣、陶范和坩埚残块；在北部和东部发现大量骨料和制骨工具。

依托可靠的地层关系和丰富的遗存，以赵芝荃为代表的第一代二里头考古人初步将二里头文化划分为四期，确立了可靠的时间框架，为其他遗址建立时代框架提供了参照，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早期国家都城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

1980年至1998年为第二阶段，既有为了特定学术目的开展的主动发掘，也有因配合各种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被动发掘。铸铜作坊、中小型房基、中小型墓葬、祭祀遗存、制骨作坊被揭露，出土了一批青铜礼器、玉器、漆器、白陶器、绿松石器、海贝等奢侈品或远程输入品。本阶段发现多组连续地层关系和丰富的遗迹，细化了二里头文化分期，为在更精细的时间刻度上深化对二里头文化其他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现洛河河滩中发掘二里头文化重要遗存，更新了对遗址范围的认识，为以后开展对洛河河道变迁、遗址出现和受到破坏的地貌背景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确认了铸铜作坊的位置，新发现制骨作坊、祭祀遗存和一批中小型房址、中小型墓葬，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铜器、玉器，丰富了二里头都邑文化的布局和内涵。

1999年到现在是第三阶段，对遗址聚落形态的探索成为田野工作的重点，围绕特定学术目标进行的主动性发掘成为常态。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二里头宫城、中国最早的有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以及中国最早的成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在宫殿中心区的北部发现有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祭祀遗迹和祭祀区域，中心区的南部发现有中国最早的大型围墙官营作坊区，其内已发现有专为贵族服务的、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制造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

二里头遗址的以大型夯土基址为代表的宫室制度，贵族墓葬显示出的墓葬制度，专门祭祀区域和祭祀遗存体现的祭祀制度，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玉质礼器群和绿松石龙形器等遗物为代表的器用制度，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发达程度，进一步强化了该遗址在中国早期国家与文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探索夏文化的热潮方兴未艾

与考古发掘基本同步，60年来学者们对二里头遗址的学术研究一直是三代考古的重点之一，大致可以分为遗物、建筑、墓葬、年代学、宏观态势、地理环境、聚落形态、考古学文化、考古学与文献学整合基础上的历史复原研究（即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问题）等9个方面的研究。

1977年，夏鼐先生首提“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并被学界普遍接受，影响深远。大多数学者肯定了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代文化，寻找夏文化，就应当从这个时期和其前后去进行发掘和研究。1978年，《河南文博通讯》发表了“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夏鼐、邹衡、赵芝荃、安金槐等先生关于夏文化的论文，学界随后掀起了探索夏文化的热潮，此后每年都发表十数篇至30余篇部不等的相关论著。

1996年5月启动的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专门设置了“夏代年代学的研究”课题，并下设“早期夏文化研究”“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专题，极大地推动了二里头文化年代学及古史复原研究。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被普遍应用。尽管文化史研究仍然占据着重要比例，但社会史研究逐渐受到关注。

2002年6月启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碳14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DNA研究、同位素分析、冶金考古、陶器和玉石器的制作工艺研究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广泛运用到二里头遗址研究之中，在年代学、自然环境特征、人类自身与体质相关的特征、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以及生产行为特征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学科范畴内科技考古各“兵种”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大型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则是迄今为止我国参与编写的作者人数最多的一本考古报告。

从这本考古报告中，我们能够获得关于二里头遗址的时空、环境、生产、生活状态的非常丰富的信息——

它的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750年至1500年；当时的气候温暖湿润，洛河的改道，汇入伊河，使二里头遗址的北面与邙山连为一体；居民在土质肥沃、距离邙山不远、滨临伊洛河的二级阶地上建立居住地；当时人的健康状况较好；可持续发展的多种农作物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多种家畜饲养保证了肉食来源，并在体现等级制的祭祀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另外，可能还存在剪羊毛的行为；制作金属器和玉器的专门性技术更加完善，可以对那些产品进行规模化生产，这些产品是为贵族专用的；陶器制作的规模化生产进一步稳定，出现贵族专用或专门用于礼制的陶器生产部门；出现具备规范化特征的制骨技术……

保护与传承都是大课题

从20世纪60年代发掘1号夯土基址开始，考古队就注意对重要文化遗产进行科学保护。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大约300万平方米，经过近60年的发掘，只精细发掘了4万多平方米，相当于1％多一点。一般仅发掘到夯土表面，即不再向下发掘，仅选取个别部位进行最小限度的解剖发掘。后来随着发掘理念的提升，注意对重要遗存套箱提取，近20年套取了多组重要遗存，在室内进行精细发掘。2002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就是直接套取到室内，认真发掘清理出来的。2015年以来套取的几座贵族墓葬，通过在室内精细发掘，获得了更多关于墓葬中所用材料、使用方式、相互关系等方面的细节，为多个学科参与论证、取样、研究提供了方便。

二里头遗址于1963年、1988年先后被列入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06年，中国建筑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编制的《二里头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通过国家文物局组织的评审，并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这是第一部专门针对二里头遗址的保护规划。2009年7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尸乡沟商城遗址保护条例》，从法律层面加强了对二里头遗址的保护。

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一直是国家博物馆和各级博物馆陈列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末，创建一个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成为大家的共识。2016年3月，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工作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重大文化建设项目”；2017年12月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立项名单。如今两者都将对公众开放。

二里头工作队对二里头遗址内涵、价值和意义的揭示和阐释，为二里头遗址的保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里头遗址的价值非常重大，新建成的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如何更好地展示其内涵和价值，如何持续、良好地运营、开放，如何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如何实现大遗址保护与民生发展的双赢，都是摆在考古文博人面前的新课题，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60年来的考古发掘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但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总体面貌仍有深入揭示的空间。已开展过田野工作的区域分布尚不全面、不均衡，遗址钻探、发掘的空白点还比较多，持续的考古工作依然是今后长期的重点，需要一代一代人的接力。

他们眼中的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考古，揭示王都大气象。

——严文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考古学家）

二里头遗址宏大的规模、丰富的内涵及其反映出来的众多发明创造，代表了夏王朝中晚期华夏文明发展的新高度。

——李伯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

夏王国都城二里头遗址，上承五帝时代，下启商周至明清王朝，连接着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

——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为我们展现了夏王朝的社会生活图景，让曾被认为是虚构的历史变成真实可信的历史。

——王　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会长）

二里头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上，正处于新石器（龙山）时代和历史（夏商）时代及“传说时代”和信史时代的关节点上，它对于解决中国上古、中古考古和历史的重大问题具有关键意义。

——郑　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第二任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