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要两轨并行，一轨是理论研究，一轨是问题研究，两轨相互交叉，互相推动发展。

■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40年中，我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为推动社会发展、国家进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学奠基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潘懋元虽然年近百岁，但是从未停止过对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构想。

2019年的到来，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又开启了新的一页。正值辞旧迎新之际，潘懋元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对如何突破我国高等教育过去四十年发展中的藩篱、书写好高等教育新篇章给出了他的思考。

坚持多元化发展

《中国科学报》：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四十年，其速度不可谓不快、势头不可谓不猛。在您看来，在如此发展形势下，未来我国高等教育最需要重视的是什么？

潘懋元：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规模不断扩大，人才培养也更加多元化、更加适应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并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发展中“多元化”是我们必须要重视和坚持的。

最初，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形式很单一，定位在精英教育。随着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时期，面对不同的社会需求，高校必须朝着多元化发展，但还存在着一些思想和对策的障碍，影响着“多元化”在未来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什么在阻碍着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又该如何解决？

潘懋元：在我看来，目前的一些排名和衡量、评价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比如，在“双一流”高校公布后，我就曾发表文章指出，要将“双一流”精神泛化到各级各类高等院校中去。

我国目前有2000多所高等院校，每所院校都应有其自身的特色和各自需要承担的任务，不应为了追求排名或头衔就放弃自己的特色，向统一的衡量标准看齐。因此，我强烈呼吁将“双一流”精神泛化到各级各类高校，让其各自争取属于自己的“一流”，从而达到高校多元化发展的目的，避免高校被逐渐“同化”，丢失原本的特色。

未来我国的发展目标是要从高等教育大国转变为高等教育强国。处在这样的转型发展关键时期，高等学校就需要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而有了多元化的高校，自然就会培养出多元化的人才。因此，高校不能只培养科学家，还要培养大量的工程师和技术人才，要积极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大国工匠。所以应该把“双一流”的建设泛化到各种高等学校。否则，即便140多所“双一流”高校办得再好，也无法完成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

强调内涵式发展

《中国科学报》：您提到，我国已经在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您觉得，这种由“大”到“强”的转化对我国高等教育而言意味着什么？

潘懋元：自从1999年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层面上升迅速，但是在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过程中，“数量”不应再作为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而要把重心进一步放到内涵的建设上，解决“质量”的提升问题，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我此前在很多文章和采访中都提到过内涵式发展的三个重点要素，即课程、教学、教师，并指出“教师”是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因为无论是“质量”的提升，还是学生“文化自信”的培养，都需要教师完成，所以解决教师问题是关键。

《中国科学报》：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是当前高教届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您看来，目前在这方面所面临的短板是什么？

潘懋元：2018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就明确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在我看来，高校首先需要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让教师回归教学中，这就需要政策的正向引导和激励。同时，要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此外，在学生“文化自信”的培养上，也需要教师多多下功夫。因为，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中，“文化自信”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我们要在世界上争得属于中国的高等教育话语权。

高等教育系统与任何一个系统一样，需要开放、吸纳外来的优秀思想，才能促使其不断发展。但是，这不意味着要放弃自己已有的东西，这样的倾向在过去时有发生，不过它是不对的，是缺乏自信的产物。因此，高校教师也要重视起对学生“文化自信”的培养。

重视高等教育学科发展

《中国科学报》：当前，公众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注似乎从未缺少过，但是对于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似乎领域外的人关注极少。请您简要描述一下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趋势和面临的问题。

潘懋元：同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样，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发展也很迅速。目前，我国高校内设有高等教育学硕士点100多个、博士点20多个，每年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输送的人才数以千计。通常输送的人才有两大类，一类从事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对策；还有一类则将高等教育的相关研究应用到实际的领导、管理工作中。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虽然高等教育学科对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高等教育学科仍是二级学科，而有关政策是以一级学科为人员编制、经费拨款的单位，许多高校为解决这一问题，不得不将高等教育学科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单位改名为教育科学研究院或教育学院，顶着教育学一级学科的“帽子”来进行高等教育的研究，很是“委屈”。

《中国科学报》：针对上述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问题，在未来，我们应该如何突破藩篱？

潘懋元：当务之急我认为是将高等教育学科升为一级学科。高等教育与以中小学教育为对象的普通教育大不相同，高等教育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而普通教育是基础教育。作为一门本该独立的学科，只是作为二级学科，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

此外，我国高等教育学科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一是高等教育基本理论要不断发展，因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成立时间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还比较短，相关理论的储备、研究还不够成熟。二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现实问题进行研究，这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它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起着引导性的作用。

问题的解决要有理论依据，理论要不停地在现实问题中进行实践。所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要两轨并行，一轨是理论研究，一轨是问题研究，两轨相互交叉，互相推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