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芜湖生态中心举报12座垃圾焚烧厂超标排放，截至日前，共收到10个环保部门的回复。其中3座垃圾焚烧厂被行政处罚，7座垃圾焚烧厂超标情况被给予说明。
在我国，焚烧仍然是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装机规模和垃圾处理量均居世界首位，与此同时，垃圾焚烧厂违法违规运行现象却层出不穷、屡禁不绝。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该向何处去？针对这个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凤中。
“邻避效应”考验执政能力
去年一起“山水环保发电项目”急刹车事件引起了公众关注。这个项目历时三年筹备，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却在建设前期被湖北省浠水县委、县政府喊停，原因就是这个项目“未获得项目拟选址周边环境评价规定范围内的多数群众同意”。
而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的江阴垃圾焚烧厂开始运行后，产生的臭气和臭味让周边村民苦不堪言，日日门窗紧闭。几年前居民曾经自发组织到焚烧厂门口抗议，得到的答复是要搬迁，但至今尚未实施。
“‘邻避效应’问题日益突出，能不能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考核政府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一个重大现实标尺。”曹凤中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所谓“邻避效应”，就是群众担心附近建设的垃圾场、核电站等破坏环境、影响健康，而产生的抵触心理乃至抗拒行为。
曹凤中指出，国内垃圾焚烧厂“邻避效应”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垃圾焚烧技术产生的二噁英等污染物，直接危害人体健康。而相应的环境污染治理措施却存在严重不足。
由于资金、技术等局限，多数焚烧厂并未配套污染净化设施，或者即便有设施也不运行。尽管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装置的运行已被列入2016年度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的“六大突出环境问题”。但采取偷排仍然是企业降低成本最简便的办法。就像上文提到江阴垃圾焚烧项目，每天产生约240吨炉渣，全部偷排。
芜湖生态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8年4月，全国运行的垃圾焚烧厂有359座，其中没有公开环境数据的高达50%，而公开二噁英数据的焚烧厂仅占10%，仅有2座焚烧厂信息公开了飞灰的处理数据。垃圾焚烧厂周围环境指标普遍超标。“可以这么理解：数据不公开，就是数据不达标。”曹凤中说。
垃圾资源化处理或可另辟蹊径
在曹凤中看来，只要垃圾焚烧依旧是最主要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二噁英、飞灰、炉渣等污染问题暂时就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当前最现实的途径是摆脱对焚烧处理的路径依赖，发展垃圾资源化处理技术。”他说。
现有的垃圾资源化处理技术包括干馏处理技术、厌氧消化技术、高速发酵技术、高温高压水解技术、蚯蚓处理技术和电磁法处理技术等，它们的一大共同特点是——都不排放二噁英，符合清洁生产标准。
据曹凤中介绍，与传统的垃圾焚烧方法相比，垃圾资源化处理技术的投资与运行成本相对更低，因此吸引了一批中小企业进入这一行业。与此同时大专院校、研究单位则很少介入。
然而，这些中小企业缺乏与政府部门的联系，总体资金投入不足和市场竞争加剧等都制约了这一行业的发展。曹凤中建议，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大对垃圾资源化处理技术的支持力度。
多中心治理机制打开多赢局面
曹凤中指出，破解“邻避效应”问题，需要架构“政府、企业、社会”共同治理模式。地方政府应主动转变治理观念，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充分发挥企业作用，落实民众与民间组织对地方重大公共事务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决策权。
这种多中心制理，不仅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市场与社会的职能分工和合理边界，而且有助于从源头出发，使垃圾减量化。
“根据德国经验，源头减量可以减少50%的垃圾。而凭借这一措施，我国大约可以将原生垃圾减量54%。”曹凤中说。
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如北京、深圳等，都开始强调从源头控制进行垃圾分类。例如深圳英尔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市宝安区宝安新村的垃圾分类项目，经过源头分类和减量化处理后，厨余垃圾减量70~80%，塑料垃圾减量100%，总的生活垃圾减量50%左右。
“只要二噁英等环境污染物排放可以达标，符合技术先进性和经济合理性，我们支持垃圾焚烧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支持各种垃圾资源化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曹凤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