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卜叶

王恩哥

1957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秋进入辽宁大学物理系学习，1990年获北京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讲席教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卡维里（Kavli）理论科学研究所荣誉所长。2017年当选为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盟（IUPAP）执行副主席，2018年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APS）国际董事。曾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凝聚态物理研究，在轻元素材料的全量子化效应，包括纳米新材料探索及其物性、原子尺度上的表面生长动力学以及受限条件下水的复杂形态等方面，作出了有重要影响的贡献。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科学》《自然》及子刊和PRL上50余篇，中英文学术著作各1部。曾获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奖，德国洪堡研究奖，世界华人物理学会“亚洲成就奖”，陈嘉庚 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国际先进材料终身成就奖等。200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王恩哥院士的心里，真正能够改变个人命运的，还是40年前邓小平同志决定恢复高考这一举措。回忆这段往事，王恩哥心潮起伏，谈起了当年上山下乡的日子和后来的大学时代。

一落千丈，学习中找乐

王恩哥出生在一个高知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大学教授。解放初期，父亲只身一人从上海来到东北，投身到国家棉纺工业基地建设中。拿当地人的话说，当时辽宁的几个大纺织厂都有他父亲的参与和贡献。因此，父母在当地颇得大家敬重，家庭的光环也照耀着王恩哥的童年。

“文革”的到来使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得王恩哥的家庭处境一落千丈。父亲成了当地头号“走资派”，是被批斗的主要对象之一。“那时当地好像除了‘打倒刘邓’，再就是批斗我父亲了。”王恩哥回忆道。运动开始没多久，父亲就被迫害致死，那年王恩哥刚9岁。

王恩哥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文革”中度过。这个阶段，没人提倡读书学习，因为大家似乎都认为知识多了是坏事。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当时许多时髦的运动王恩哥是不能参加的，这也正好培养了他耐得住寂寞的性格。每当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参加大革命活动时，他就独自在家里偷偷翻看父母藏起来的图书。他第一次在《十万个为什么》里发现世界如此之大、如此奇妙，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王恩哥也很喜欢谜语，并开始试图编写一些谜语。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他对学习产生了兴趣。

“我觉得自己在学习方面有一些自学的天分，很少依靠父母的帮助。从小学开始，各门功课的成绩几乎都名列前茅。”

王恩哥特别回忆起“文革”中的一段回潮经历。“那大概是1971年、1972年前后，中学里突然传出要开始升学考试了。当时我的中学数学老师张衡课讲得非常好。除了给我们上课外，张老师每周还要给区里的教师培训班上课。为了营造一个生动的教学环境，他每次都要带几个学生做现场教学演习，每次张老师都会选我一同去。”

王恩哥对物理的兴趣也是在中学时代萌发的。他的中学物理老师是一位有趣、富有想象力的年轻人。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启发学生，“万物都是有生有灭的，试想有一天太阳的光也会慢慢减弱，甚至太阳开始衰老死亡，地球再也没有光的照耀，该怎么办？”课堂上不少同学表示“不可能”，也有同学说可以找灯泡或其他发光的东西来代替。老师说他也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地球的南极或北极装上动力非常大的推进器，推着地球在太空中寻找另外一个太阳，让地球围着新的“太阳”转。在同学的追问下，王恩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寻找新的太阳这件事，我愿意来试试”。

大胆无忌，是一个少年最初与物理的结缘。

一刻不停，秋收中备考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王恩哥最初是从母亲那知道的。“一天，母亲专门写信告诉我，可能要恢复考大学了。母亲在大学任教，得知消息要早一些。”

当时，王恩哥还年少，心中对自己的未来规划只是工农兵，并不知道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也没有意识到高考的重要性，但内心的直觉告诉他——“我要参加高考！”

确切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在1977年10月，得知12月初辽宁举行高考。这时离高考只有两个月时间，其时又恰逢秋收。身为辽中县乌伯牛公社达子营大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点点长的王恩哥，需要带头参加秋收，生产队是不可能批准正在用人时的青年壮劳力回城复习的。尽管当时也有不少知青偷偷跑回沈阳参加高考补习班，但王恩哥只能白天参加农活，晚上自学复习。“一些老乡问我，‘人家有老师辅导，你自己复习行吗？’我也没有把握，心里着急也没用。”

秋收结束后，王恩哥才匆匆赶回沈阳，参加了他母亲学校组织的辅导班。

母亲看他白天晚上一刻不停地补习，有些心疼地劝他：“今年不急，好好复习明年再参加高考吧。”王恩哥问母亲：“估计有多少人能考上？”“听说是百里挑一。”他算了算青年点的人数，回答说：“妈妈，我应该没问题。”

王恩哥的这种自信源于两点：一是高考消息出来后，并非所有知青都在准备考试，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处于观望状态；二是“文革”中没人学习，而王恩哥喜欢读书，底子还算好。

考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考生需回当地考点参加考试，所以王恩哥和其他参考的知青都提前一周回到了农村青年点。为了方便考生休息备考，青年点安排考生们住在一起。然而，当考生们干完活看完书晚上休息时，隔壁却是歌声嘹亮、闹声一片，本以为这事很难解决，没想到沟通后隔壁知青都表示理解。王恩哥至今依然感谢这份支持。

高考的日子转瞬即至。考试那两天，王恩哥和同伴们早上6点钟从青年点出发，步行8里路到公社考场参加考试。12月份的东北，考试来回的路上，天都是黑的。“那段路好像很长很长，特别是考完回来时。”王恩哥回忆道，“不过，大家都是边走边唱，相互鼓劲。”东北的冬天非常寒冷，身上带的钢笔水很容易结冰，到考场上得焐化了才能写。王恩哥当时的座位离炉子近，烤化的速度比较快。这让王恩哥深感庆幸，心想自己一定能考上。

上午考完，下午还有考试，中午来不及回青年点，“我们就在供销社的窗下，面朝阳光站成一排，一边沐浴着阳光取暖，一边讨论答案。我发现自己的答案总是被大多数人认可，心里感觉特别踏实”。

年少坎坷的经历，使得王恩哥更容易知足，所以高考过程中的这些“小确幸”，至今想起来都让他觉得欣喜。

“从内心来讲，我并不埋怨那个时代，但我不愿意现在的年轻人再去刻意经历那样的时代。”当如今有人提出再“上山下乡”的建议时，王恩哥表示很不理解，“‘文革’强调的是知识有害，人人觉得读书没用，这与今天社会的背景和主流是非常不同的。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是我乐见的，为了吃苦而吃苦，没什么必要。”

一波三折，奔走中获胜

高考成绩终于放榜了。榜单上考生的成绩并不排名，高分低分混在一起，是用毛笔写成的大字报，张贴在县城教育局的墙上。因生产队离县城较远，王恩哥自己并没有去看。小队会计是他的朋友，进城办事专门帮他去看榜，回来告知没有考上。

后来发现弄错了，原来王恩哥的名字被写成了“王思哥”，好在考号是对的。

王恩哥的考试成绩非常不错。当时他报了四个学校，第一志愿是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现已并入哈尔滨工业大学）。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为社会做些看得到的实事。按成绩来讲，第一志愿应该没问题。

不料，最终等来的却是一所师范院校的录取通知书。“那年一些地方高考录取时需要政审，因我父亲还未平反，所以我没有通过政审这一关。当时大学录取对我们这样家庭的人是有限制的。”经过一番考虑后，王恩哥决定去这所师范院校上学，将来成为一名教师，如母亲一样教书育人。

但这时，一向言语不多的母亲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你父亲的问题不解决，以后会伴随孩子们一辈子。这次高考受影响只是开始，将来工作还会受影响。你已经成年，应该承担起为父亲平反的责任。师范院校现在不要去了。”

王恩哥深知母亲的心情，她很难平静面对过去的那段时光。作为家里的长子，他有责任担负起母亲的嘱托，为父亲平反。

于是，从接下来几个月一直到1978年5月高考前夕，王恩哥一直为父亲平反的事奔波于省市各个部门。最终，父亲得到了平反，当地政府还要赔偿家里2000元抚恤金。

母亲说，那笔钱我们不能要，人都没了，要的钱也花不出去。看到半年来一路奔走，还没有准备好1978年高考的王恩哥，母亲向当地政府提出了唯一的要求——让儿子用1977年的高考成绩入学。当地政府经过商议，同意了。

不过，省政府只能管辖省内的大学，王恩哥也只能在辽宁省找合适的大学。母亲问省属哪所大学最好，回答是辽宁大学。就这样，王恩哥进了辽宁大学。

辽宁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当时没有工科系可以选择。比较了一下，王恩哥觉得物理更实用一些，于是便毅然报了物理系。同年10月，他比1978级的同学晚一个月进入辽宁大学。当时辽宁大学物理系的专业很时髦，有激光物理、无线电物理、半导体物理和理论物理，前三个吸引人的专业都招满了，王恩哥入学时只有理论物理专业还可以招人，于是就去了理论物理专业。

至今，王恩哥都很感谢和敬佩母亲当年的决断。没有母亲的坚持，也就没有他今后人生道路上的故事。

一路执着，约束中前行

王恩哥的求学岁月跟现在的学生比，算比较长的，本硕博读下来用了差不多12年时间，中间还有两年去美国交换学习。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段时间看似漫长，但在王恩哥看来，其实根本不够用，必须勤奋好学，才能补齐之前知识结构方面的“欠账”。

王恩哥在物理所时，有人说他的工作时间是“711”：早7点进实验室，晚11点离开，节假日也不例外。其实王恩哥从学生时代就是如此。

回忆起大学时光，王恩哥满怀感触：“当年报纸上对年轻人树立的立志榜样是陈景润、杨乐、张广厚这样的科学家，与今天媒体上传播的偶像人物完全不同。想一想，那个时代的很多精神，在今天看来依然宝贵。”

在当时的学习氛围下，学校里每个人都很拼，都想把失去的时光抢回来。王恩哥也是如此，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干脆一个人住在物理实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除了我们好学外，当时辽大物理系还聚集了一批优秀老师，如陈水、宫学惠、于善军、千文甲、李玉成、黄和鸾、辛宗政、马德禄、冷冰、李中育等教授。这些教授或是海外归侨，有多年的留学背景；或是毕业于名校、师从名家。他们中一些人当初是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而另一些人是政治原因来到辽宁大学。不管他们因为什么来到了辽宁大学，但作为学生，我们是幸运的。当年他们风华正茂，眼界开阔，对物理学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上课十分投入，深入浅出，把物理原理讲得非常清楚。即使今天的中国顶尖学府，也很难见到这样的豪华师资队伍。可以说，我对物理学的初步认识源于那段岁月，这也给我打下了后来从事物理研究的根基。”

多年来，王恩哥一直坚持着这样的信念：“要做一个对自己有约束的人，一个对自己有更高要求的人。”

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每年都会对学生提一个简单的要求，从身边小事做起——2013年，他提出每个学生主动参与一次校园清扫，从捡身边的垃圾开始做起；2014年，他提出学生要管理好自己的自行车，出行懂礼貌，停放摆整齐；2015年，他希望提醒同学们适度使用手机……

王恩哥还把自己多年从事物理研究的体会写成一篇题为《一种做物理的品味》的短文（该文后被收录在北京大学本科新生入学手册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

“几十年一路走来，我时常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物理研究的心得，不断提高自己的研究品味。久而久之，对研究成果的定位形成了一些基本准则，大致可以归纳为三条：

“第一，通过研究对一个问题给出对与错的回答。有时即使不能获得肯定的答案，但得出的结论至少是自洽的（自相一致的），并力争尽善尽美；

“第二，寻求开拓一项意义重大的研究。即使得出的结果可能停留在初步阶段，短时间内不能做到完美，但可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兴趣；

“第三，通过一项研究证实已经存在的某一理论或实验，或是这项成果被新的理论或实验进一步证实。

“以上三条中，如果能满足其一，我认为是一项可以发表成果的工作；如果能满足其中的两条，可以认为是一项很好的研究，可能发表一篇质量很高的论文；如果能同时满足这三条，那将是一个物理学家一生之中可遇而不可求的重要成就，或许成为物理学研究中的一项传世之作。”

回顾自己的一生，王恩哥感慨年轻时的选择和坚持，更多是一种心中执念和本能的交融。而今看来更值得回味。耳顺之年，功过任人评说，都能听得。“都觉得我平静如水，其实我内心依然活泼。”王恩哥微笑而语。

王恩哥（右一）获德国洪堡研究奖时与洪堡学会主席合影

王恩哥（左一）向诺贝尔奖得主介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