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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天琪
8月初，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宣布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创建单条染色体的真核细胞，被认为开启了我国合成生物学研究新时代。随之而来的一个消息是：该成果论文的第一作者博士生邵洋洋，正在申请海外博士后，原因是“从未来待遇和发展来看，优秀博士生毕业的‘最好选择’似乎就是出国”。该消息传出后很快引发关注，而此前，她所在的研究所也一直在积极挽留她。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本土培养的科技人才的待遇问题引起热议。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其中提到，对人才评价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日前，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在一项科研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也谈到：对于作出重大贡献的青年学者，要不唯“出身和经历”，真正做到“英雄不问出处”，给予他们与海外优秀人才同等甚至更高的科研经费和生活待遇。
“海归”缘何成为香饽饽
打开我国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招聘网页，几乎所有的招聘条件中都有这样一条：“应聘者须有至少一年的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
“不仅仅是刚毕业的博士生或刚出站的博士后，现在连大学评副教授和教授，海外工作和留学经历也成了标准之一。”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文林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优秀博士毕业生最好的选择是出国，如果在国外实验室作出好的成果再回国，待遇会优厚很多。这已经成为国内科研圈现行的“游戏规则”。自带“光环”的海归们回国后，不仅求职更加容易，而且在对科研平台的选择上、未来的职业发展和晋升上、科研经费和生活待遇上也都有更大的主动权。这导致很多在国内已经作出出色成果的博士还是选择出国“镀金”。
“海归”成为香饽饽，与科学规律本无必然联系。我国近代历史上对现代科学的引入和改革开放后优待“海归”的政策成为“海归”抢手的历史客观因素。
“我国是自然科学的后发国家，西方一些国家作为自然科学的原发国，长期以来被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比我国更发达。我国引入现代科学不过百余年，而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又有一个与世界隔绝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重新与世界接轨，距今为止不过30多年。这些历史客观因素导致我国在科学发展上与西方有一定的差距。”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科研人员刘浩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正因如此，人们认为在科学发达国家有过学习或工作经历的人是更加优秀的。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由于特殊阶段的特殊政策，我国长期以来对“海归”有更高的期待，也给予更好的待遇。“这造成更优秀的人才通常更加愿意选择出国深造，招聘标准和年轻有潜力的科研工作者之间形成了一个互动的、互为强化、正反馈的关系。”刘浩说，既然招聘时是以“海归”作为标准，促使了更多优秀人才出去，反过来又造成了这样的招聘标准长期维持。
不看标签，以科研实力为本质
近年来，随着我国科研实力的逐渐提升、现代科学内部的领域划分越来越细，以及交叉学科发展出更多研究领域，我国在有些研究领域已经站在世界前列，也正在孕育越来越多的优秀本土人才。
李文林强调，虽然国外现在可能在研究环境等软环境上比国内好一点，但“土博士”一定比“海归”差的认识是偏颇的，即使是在过去艰苦的条件下，我们也能培养出色的科研人才，“仅仅为了获得国外资历去留学不应当成为青年学子的选择”。
“海归”更吃香集中反映了当前人才评价和激励政策过度看重“经历”和“出身”，而忽略了科研水平和科研贡献这个本质，有失公允。这对于刚刚走上科研道路的年轻人，可能会影响他们正确科研价值观的建立。
建立良性的人才培养机制
要真正做到“英雄不问出处”，必须建立以科研水平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要打破常规，不拘一格降人才。
“打破一种制度，就要相应地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在刘浩看来，这种新的制度就是科学共同体的建立和同行评议制度的完善。
“正是因为我国的科学共同体和同行评议制度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才会出现各种被异化了的评价标准。如果我们有运转良好的科学共同体和同行评议制度，有更加多元合理的评价方式，真正以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水平和科研贡献作为评价维度，‘唯出身论’自然就可以被打破。”刘浩说。
本文开头提到的邵洋洋，经过中科院的努力，最终选择留在国内。
而更多的“邵洋洋”们，他们的选择还是会围着人才评价的“指挥棒”转，只有“指挥棒”指对了方向，他们的科研道路才会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中国科学报》 (2018-09-10 第7版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