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文静

长期以来，一些科学家被冠以“××之父”的称号，以凸显其在某个科学研究领域作出的开拓性贡献。然而，作为对科学家个人贡献的一种评判方式，这一称呼是否严谨？它为何会常常伴随着诸多争议？科学共同体内部又是如何评判和看待“××之父”的？如今满眼的“××之父”称呼是否有滥用之嫌？这些都是“××之父”一称背后值得厘清的问题。

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

如今，科学研究领域“××之父”的称呼常常见诸报端。其实，这样的说法早已有之。在今年3月出版的《科技重塑中国》一书中，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庆桥就讲述了50多年前关于“中国原子弹之父”讨论的几桩旧事。

“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是个舶来品。1965年7月，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收到法国营养学校原秘书、督学巴杭德邮寄的法国《科学与生活》1965年6月号上的一页剪报文章《在中国科学的后面是什么》。文中写道：“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人是曾在巴黎大学Sorbonne部学习过的物理学家钱三强博士。他才真正是中国原子弹之父。”

“这是目前所见‘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最早版本。”黄庆桥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说，在当时，即便是私人信件，只要是从外国寄来的，都要由组织上收拆。巴杭德的这封来信，由原子能所首先拆看，后报“科委八局”，再转二机部七局，最后批转给钱三强的秘书。“这么一圈批阅下来，我们可以确定，‘中国原子弹之父’说从1965年开始就已被圈内人知晓并在国内传播。”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6月18日，法国法新社科学编辑赛尔日·贝尔发表文章写道：“人们认为钱三强是中国的核弹之父。”第二天，相关的消息和电讯就被转载到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由此，“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说法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和传播。

不过，对于“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称号，钱三强本人一直持极力反对的态度。黄庆桥曾多次访谈钱三强的秘书、中国工程院首任秘书长葛能全。葛能全谈到，钱三强曾在不同场合对中外记者、身边工作人员等说过类似的话：“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绝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外国人往往看重个人的价值，喜欢用‘之父’‘之冠’这类称谓。”

事实上，“中国原子弹之父”确实不但没给钱三强带来荣誉，反而给他带来了很多烦恼和伤害，最大的烦恼就是被人认为自己是在“争功”。

同时，自“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说法出现开始直至今日，有关此说的争论不绝于耳，出现了诸多说法和版本。除了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社会认可度最高的钱三强之外，邓稼先、聂荣臻也被认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是一个群体，或者干脆认为“中国原子弹之父”并不存在。

人们在这一问题上观点的多元化，在黄庆桥看来，恰恰有着深入探讨的价值。“重要的不是我们要给出‘究竟谁是中国原子弹之父’一个非此即彼的简单答案，而是要在深入探讨此类问题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地体会、认识每一个科学家在这一大科学工程中的独特贡献。”

科学、技术与工程不能混淆

“‘之父’说起源于西方，是对人类历史上在某一领域作出过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的誉称。”黄庆桥介绍说，在科学技术领域，这一称呼体现了科学共同体内部对某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或者某个大科学工程领导者的一种公认的认可。

然而，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则贤看来，对“之父”一称并不能笼统看待，其在科学、技术与工程中呈现出显著的区别。“比如，中国原子弹制造是一项工程，我们可以说‘中国原子弹之父’‘巴基斯坦原子弹之父’，这种概念是没错的。但在科学研究领域，我们不可能说‘中国量子力学之父’或者‘巴基斯坦量子力学之父’。”

在2016年5月出版的《一念非凡——科学巨擘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曹则贤历数了科学史上30位巨人的思想与成就，其中不乏各个领域的开拓者。但他说，在科学研究领域，其实很少有“××之父”的说法。

“这是因为，科学研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条绵密的思想的河流，是慢慢汇集而成的。正如罗素所说，一个思想可能在某个时期内会朦朦胧胧地出现在许多头脑里，直到在某一个头脑里结晶出来。在差不多同一时期，或许会有几位科学家提出同样的思想，比如数学家希尔伯特几乎与爱因斯坦同期提出了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但提出者不见得有能力把这种思想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往往也不是由某一个人完成的。所以等到一种学问已经成形，并显示出其伟大时，人们会发现对其作出贡献的不止一个人。”曹则贤说。

以量子力学为例，曹则贤解释说，有人将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奉为“量子力学之父”，但量子的概念并不是普朗克提出来的。1877年，玻尔兹曼假设能量有单元得到了麦克斯韦统计；1900年，普朗克按照这一路子得到黑体辐射公式，不得不接受光能量单元为hν；1905年，爱因斯坦假设光按能量单元被吸收，这才有了能量量子概念的确立。而量子力学一词建立要等到1924年，光子的概念和量子力学第一个方程——薛定谔方程的产生要等到1926年。狄拉克、薛定谔、玻尔、海森堡都被称为量子力学的奠基人。

当然，也有一些科学概念是明确来自一位科学家，比如四元数概念来自数学家、物理学家哈密顿，集合论是数学家康托尔一人贡献的。“但这种例子太少了。而且即便这样，也很少有‘四元数之父’‘集合论之父’这种说法。反而在技术领域，有一些确切和公认的‘之父’，比如‘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人工智能之父’图灵。”曹则贤介绍说。

如今“××之父”更难判定

如今，谈论科技领域“××之父”更有难度。

“其实自20世纪以后，就很少有科学家或研究者真正严肃地对待‘之父’这个称呼了，尤其是二战后我们进入了大科学时代。”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扬宗告诉记者，“在大科学时代，学科分化非常厉害，科学家个人能够开创新天地的案例非常少。当然在有些领域，比如高分子科学领域，有两三位科学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但他们也是从其他学科转过来的，学界也并不习惯称他们为‘高分子之父’。‘之父’常被看作一种比喻性的说法。”

此外，如今学术传承的模式也与以前有了显著的区别。“如果说以前的学术传承是树型的，树根在哪里、经过多少年长出多少树枝这些关系都比较明确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学术传承变成了多人交叉的模式，需要用学术网络来描述，而且这个网络越来越复杂。”王扬宗说。

“20世纪以后的大科学工程是一个复杂系统，涉及众多科学家。要论其中谁的贡献更大一点，也容易产生争议。”黄庆桥说。

但即便如此，黄庆桥仍认为，“××之父”一说有其积极意义。“在大科学工程时代，‘之父’说涉及我们如何看待科技领军人才的重要问题。大科学工程往往需要有灵魂人物，缺乏帅才，这种复杂系统的大科学工程就很难做成。如何解除对个人发展的束缚，如何让杰出科学家脱颖而出，对‘之父’的探讨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在黄庆桥看来，“之父”一说有别于东方社会强调集体的力量与贡献，带有一定的西方个人主义色彩，是对个人突出贡献的放大，或许这可以看作是“之父”说的某种局限性。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杰出人物往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往往能够促成历史发展方向的改变。强调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并不是要宣扬英雄主义和英雄史观。

警惕“××之父”的滥用

在科学共同体如何看待“××之父”之外，目前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之父”的滥用。

“对于公众来说，‘之父’这一称呼显然更能吸引眼球，能达到宣传效应，就像‘标题党’一样。”王扬宗说。

在曹则贤看来，我们现在使用“之父”的称呼太过随意，而这或许是缘于对科学创造过程的一种误解。“这就显露出我们当前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谈论科学的时候，我们只知道现成的结果，至于科学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往往是不了解的。这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我们对科学的敬畏感已经缺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科学精神中除了求实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对学问基本的敬畏心。”

谈及这种敬畏心，曹则贤对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学教授、《牛顿传》作者理查德·韦斯特福尔的一段话印象深刻。这段话的大意是，作为剑桥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我常常觉得自己还可以。当有学者来剑桥大学访问时，我就常会在心里产生跟人家比较的念头，我虽然不如他们，但可能是他们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但是，我研究牛顿30年，脑子里从没有出现过与之比较的念头。

“而且，评价某位科学家是‘××之父’的人，是否有作评判的资格？我们在报道科学家个人贡献的时候，常常喜欢去作价值判断。但《科学》《自然》杂志报道里，引用的一定是同行的评价。”曹则贤说，“而且现在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对于某些铺天盖地的‘××之父’的说法，我们常常很难找到确切的源头。”

在王扬宗看来，这种现象也与我们当前希望赶超国际、希望有大科学家的心态有关。“整个社会对科学的期望比较高。正是因为缺少大科学家，我们才越喜欢拔高，这样引起的社会效应才会更大。”

《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赵永新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2011年，赵永新采访荣获2010年度国家科技最高奖的师昌绪时，一个细节让他记忆犹新。

那天上午采访快结束时，有记者问师昌绪：“称您为‘高温合金之父’可以吗？”

“这个不对，因为国外早就有人研制高温合金了。”师昌绪断然否认。

“‘中国的高温合金之父’总可以吧？”记者又问。

“中国的也不对，因为国内也有比我早的，只能说我作过比较重要的贡献。”他纠正说。

师昌绪严谨求实的作风，令在场记者肃然起敬。

“实事求是是做任何工作的基本原则，科学研究尤其需要坚守这一原则。科学家更应洁身自爱、行为世范，对不符合事实的各种桂冠主动请辞，不该来者不拒，甚至是常戴不让。”赵永新说，“当然，‘××之父’之所以满天飞，除了少数科学家的虚荣心作怪，也与有关部门、单位的管理不到位和媒体记者的作风不严谨大有干系。特别是一些媒体和记者为了吸引眼球、增加收视率，动辄给采访对象戴上诸如‘××之父’之类的高帽子，好像非如此不能彰显报道的分量。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违背了事实、误导了公众，而且对采访对象造成得不偿失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