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最近,由莽原撰写的《九省市高中名校学生论文涉嫌造假,或涉自主招生黑幕》一文让教育界外的“行外人”觉得震惊和匪夷所思,但在不少“行内人”那里,这种情况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什么事情一旦成为“公开的秘密”,就表明它已经受到行内的“潜规则”保护,而一旦受到“潜规则”的保护就等于是得到了变相的认可。原本只是在灰色地带匍匐,现在却可以在大马路上徜徉,这种有组织的学术不端挑战的不仅是教育管理,更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和教育这个行业的基本准则。
在国内,能取得自主招生资格的都是知名高校,多数以研究型为主。也就是说,它们的培养目标是以科学研究为主,辅之以“领袖人才”“行业精英”的培育,所设置的课程也都围绕着这两方面来进行。而有资格参与自主招生,且在自主招生中脱颖而出者基本是各高中名校的学习尖子。一方是大学名校,一方是高中名校的学习尖子,二者的结合曾经显得多么神圣,曾经让多少莘莘学子为之钦慕和向往。现在曝出的高中名校生为自主招生而抄袭论文的内幕,岂止是“情何以堪”就可以了结的,它已经让“榜样的力量”变得不再那么有力量了。
就大学来看,以往不遗余力地争取生源,就是为了录取到有相当基础且有学习自觉性的学生。当然,这里面确实有大学的私心存在。因为这样的学生过去叫孺子可教,用现在的效率优先标准说,就是可以少花精力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面对单纯、好学的优秀学生,教师更容易发挥学术上的优长之处,也更愿意将个人的研究经验无保留地融入到教学的整体过程之中,从而更好地体现一名大学教师的价值和素养。
但是,再有经验和素养的大学教师,在面对把造假当成正常的入学敲门砖的学生时,都会感到失望、困惑,乃至怀疑,因而会在教学之中本能地再行甄别。因为哪位教师也不愿意在造假者面前宣讲学问的神圣,在投机取巧者面前感叹学术研究之艰辛。同样,他们也不情愿将研究经验传授给对研究毫无兴趣或者企图以学术为工具谋取现实利益者。
近些年,大学教学水平一路下滑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通过各种方式造假进入大学的学生比例的增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情况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由于比较隐蔽,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有的学生学习基础和学习自觉性之差,让人难以想象。但这些在旁人看来身份相当“神秘”的学生,却不愿意保持低调。他们并不因为成绩差而自惭形秽,反而是毫无愧疚地翘课、理直气壮地拒绝课程学习。
这次曝光的九省市高中名校的多数抄袭论文都发表在期刊界名声很差的期刊上,自然与“全民写论文”的热潮有关,但也很难分清楚是大学论文的量化管理反哺到高中,还是高中在以此供养着大学。
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现在的高中教师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关注和思考学术问题,他们中能写出像样的论文者是极少数。笔者多年前曾兼职带过两名在中学任教的专业教育硕士研究生,他们最初提交的论文草稿完全不符合论文的基本要求,最后是在反复提示和多次修改后,才算勉强过关。实际上,他们的情况并非孤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以这样的能力,要指导高中生撰写论文在期刊上发表,除了抄袭还能有什么选项?可见,要求中学生提交发表的论文本身就脱离现实,所以容易引起相反的效果。九省市高中名校大规模的论文抄袭就是最直接的证明。
从大学的情况看,有的学生为获取竞争的优先权,已经把发表论文当成了生意。他们不仅在算经济账,还有更多的利益诉求。因为发表论文的版面费与学校的论文奖励、奖学金相抵,还有不小的盈余,而依据论文发表的成果又可以获得顺利进入团委、学生会领导层的资格,最后在毕业简历上增添“领导能力强”的黄金砝码,真可谓是一举几得。
当然,在这一系列问题中大学也难辞其咎。因为无论是自主招生中的论文评判,还是大学里对论文的审定,都存在着过于随意、形式化以及管理缺位的问题。如果量化管理继续下去,仅统计论文数量、刊物级别而无视学术贡献的情况成为常态,只能助长“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持续蔓延。
教育是讲求人生的增量的,无论是知识增长,还是道德素养的熏陶,都是一个正面素质的增加,而纵容投机取巧和不择手段则是在减量。它不仅是在给后来的接力者挖坑,也是在推卸教育的责任和义务。
《中国科学报》 (2018-08-21 第5版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