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甘晓 实习生 程唯珈

近日，科学网博文《一个大学教授的悲催经历，你是否遇到过？》在微信端推出后，点击量迅速破“10万”。博文中反映的“教师服务员化”倾向，引发科教界热议。

博文中的Z教授平日对学生严格要求，为了达到学校及格率要求不得不修改卷面成绩确保学生通过。即便如此，在评教环节，Z教授仍因同学的负面评语被扣发年终绩效奖。最后不得不失望地辞职离开。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多名科教界人士表示，以管理教学质量为初衷的评教已经变了味儿，甚至让教师沦为“淘宝卖家”一样的服务员角色。“唯评教导向”的教学评价，已经成为和“唯论文导向”的科研评价一样亟待扭转的管理方式。

迷茫的“Z教授”

关于Z教授的真假，博主刘建军在回复网友评论时说：“我写的这个故事，不是随意编的，大部分都真实发生过。”

用虚构的人物讲述非虚构的故事，“Z教授们”纷纷在评论中分享各自的感受。

“我不是教授，是‘老’讲师，讲了几十年基础课，再过3年就该顺利退休了。但您说的上述现象我也几乎全都经历过，不知道是个人的不幸还是国家的隐患。”

“其实很多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 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哀叹一声，制度不知道是控制教育质量的催化剂还是紧箍咒。”

“昨天晚上上课，有个同学坐在第一排玩手机，一时没忍住告诉他不用参加后面的课程考核了。结果学生收拾了一下东西就走啦，现在好后悔。”

……

从玩笑、吐槽、叹息、分享到反思，“Z教授们”依然认为，应坚持“传道授业解惑”的天职。在科学网博主刘洋看来，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老师对学生缺乏管束手段，很多时候在曲意迎合学生。”刘洋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对师生都是伤害。”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蔡永强表示：“如果还是抱着几年不变的教案上课，讲课不与时俱进，学生当然不买账。”

“我在西班牙电力专业就读的头两年，好几门课班级挂科率接近50％。系主任找教授谈话说出题太难，可是教授仍不让步。”西班牙卡米亚斯大主教大学博士生赵泉宇认为，教授不因学生的抱怨而降低难度，不但是对学生负责，也能更好地维护学校自身的质量与声誉。

越认真“分”越低

刚刚走上重点大学讲台的年轻教师姜勇（化名）很想毫无保留地把从事科研和学习的经验传授给学生，严格要求是第一位的。但面对学习能力、自律能力参差不齐的一班学生，姜勇还是打了退堂鼓。

“没办法，期末考试给他们透题了。”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要不然学生觉得你太难对付了，我的评教会受影响，后面一系列的评先进、评职称都会受影响。”

例如，记者在华侨大学官网上看到，该校自2013年起将教授民主评教分数列入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条件，没有达到一定评教值就无法评职称。

虽然学生评教没有成为姜勇工作中的短板，但对于学生评教，姜勇的态度和许多老师相似。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财务与金融系教授况伟大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教师越认真负责，所教的课程难度越大，反而得到的学生评分越低。“通过学生打分决定教学的好坏，缺乏科学性。”况伟大说。

学生评教制度源于1927年，美国普渡大学首次使用“教学评定量表”让学生对教授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多所大学相继确立了学生评价教学制度。

不幸的是，如今，这项原本为提高教学质量的制度，却成为保证教学质量的拦路虎。

急需教学管理新模式

“把老师当学生管，把学生当祖宗供”，成为高教界一句无奈的玩笑话。据记者观察，大学教师的本职工作分为教学和科研两部分，目前分别以评教和论文来评价，已形成“唯评教导向”和“唯论文导向”的趋势。

“原来教师的评估都由老师打分，不需要学生评价，当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而现在是完全走上另一个极端。”况伟大建议，学校教育管理部门应邀请专业老师随堂听课打分，发挥专家同行的评价辅助作用。与学生评教相结合，可以保证评估的公正客观性。

急需教学质量评估的新模式，已经成为科教界的呼声。不久前，教育部化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厦门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郑兰荪刚刚去复旦大学完成听课评估。“国家对高校教学质量非常重视，相关措施正在陆续出台。”他介绍。2018年1月30日，教育部发布了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首个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强调做好教学工作要建立学校质量保障体系，要把常态监测与定期评估有机结合。

第三方评估也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新方式。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通常选择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来管理和搜索数据，学生的评教过程由第三方协助完成。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也聘请了专业机构对教师教学开展多维度考核。该校社会学教授Lalli Pina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学生的评分不是教师评定的关键，学校不是市场。”

郑兰荪认为，尽管国内尚未形成成熟的第三方教学评价机构，但一些外校督学制度已经开始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