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牦牛：被忽视的荒野“符号”

本报记者 胡珉琦

7300年前，因为对一种野生动物成功进行了驯化，这才使人类后来永久性征服青藏高原成为了可能，它就是威武又神秘的野牦牛。

驯化牦牛种群的扩大对当地人类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也正是随着人类规模和农业生产的扩展，这些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家牦牛不可避免地与它们的野生近亲产生了激烈的生存竞争。

过去的一个世纪，野牦牛的种群数量不断下降，一度面临灭绝的风险。直到今天，作为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之一，野牦牛受到关注程度严重不足，对它的科学认知还极度缺乏。

完美的适应能力

在广阔无垠的青藏高原，牦牛是当地居民最重要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历史上，它们还曾是战士们的坐骑。牦牛和牧民们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它们甚至早已进入了藏族人的文化和精神世界。最神奇的是，同样在这片土地上，家牦牛的野生近亲——野牦牛，还存续着它们的生命，成为历史演化的物证。

从远处看去，野牦牛聚集在一起，黑压压一片，并不显得多特别，可其实不然。野生牦牛的体格要远壮于家牦牛，一头成年雄性野牦牛的肩高在1.75米以上，体重达800到1000公斤，可是家牦牛的两倍多。它们也是青藏高原地区乃至中国现存的最大的有蹄类动物。

它们长着一对灰黑色的大角，双角向外伸展并弯向后方。不同于家牦牛会出现白色、灰色、棕褐色斑块，野牦牛通体都是黑色的，而且胸部、腹部的长毛几乎能拖到地上，尾巴可以长达一米多，整个身体看上去就像披着一件巨大的蓑衣。

野牦牛的攻击性也不是一般家牦牛能比的，要是它们犯起牛劲儿直冲过来，角顶腿踢，棕熊也只得乖乖绕道走。

在广阔无垠的荒原，威武的野牦牛充满了一种神秘感，它们有着谨慎的性格，天然地拒绝人类靠近。而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化历史后，野牦牛对这片区域拥有了完美的适应能力——首先，它们的血细胞大小只有普通牛的一半，而每单位体积的数量却是后者的三倍以上，这就大大增强了细胞的携氧能力，好让它们应对高海拔长期缺氧的生活；它们的消化器官很大，采食、获取食物营养的能力很强；再加上发达的毛发系统和少量汗腺，能特别有效地保持体温，尽可能减少热量损失，使它们适应最极端的寒冷天气。

在著名保护生物学家、博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眼里，野牦牛才是这一地区的象征符号。

过去，科学家非常好奇野牦牛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人类驯化的。最初，有限的研究和考古证据显示，青藏高原驯化牦牛的时间大约是在4500年前。最近几年，这个问题被基因测序的方法所破解。

四川大学教授刘建全的研究团队依据野生和家养牦牛的全基因组群体遗传变异图谱计算发现，野牦牛驯化其实是始于新石器时代的7300年前，到了3600年前，驯化的数量增长了约6倍。而这两个重要的节点，也正是科学家通过人类群体遗传学数据推算的青藏高原史前人群两次大规模增长的关键时期。

未知的野牦牛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开始对野牦牛进行科学研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夏勒博士受邀在青藏高原开展野生动物的研究工作。此后十年，他和中国的助手调查大部分野牦牛现有的和过去的分布区，对生态学研究的一些基础信息进行了搜集。

夏勒在其著作《青藏高原上的生灵》中介绍，野牦牛大体上是生活在没有树木的高地，包括平原、山丘和高山，海拔从3200米到5400米的植物生长界限附近。

根据百年前西方探险家、博物学家的记载，巅峰时期的野牦牛种群在青藏高原的分布非常广泛，除了藏北羌塘、新疆阿尔金山，青海西南部一直到中东部地区都有大量野牦牛的存在。最大的野牦牛群可以达到几千头之多，相当壮观。

遗憾的是，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狩猎、捕杀，野牦牛种群盛况不再，分布区域一直在退缩。夏勒在20世纪90年代发现，除了羌塘保护区外，能看到野牦牛的机会已经极少了。经过部分样线调查，再加上粗略的推算，野牦牛总数在1.5万头左右。

2011年，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的梁旭昶开始进入由西藏自治区林业厅支持的野牦牛调查项目。自2012年起，他又参与到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中针对野牦牛的物种调查。

尽管这几次调查大体上覆盖了野牦牛的现有分布区域，但梁旭昶坦言，由于野牦牛总体数量很少，且大量集中在无人区，至今为止对它们的调查都只是基于一定的科学方法，缺乏严谨性，因此得出的数据结论依然存在较大的误差。他表示，如果仅作为一种乐观的判断，目前野牦牛的数量可能接近2万头左右，有小幅的增长。这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禁猎措施。

目前，野牦牛被IUCN红色名录列为易危，同时也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但总体而言，研究人员对于野牦牛的科学认知还非常有限。早期，夏勒发现，雄性和雌性野牦牛的生活是分离的，有时甚至相隔很远。雄性野牦牛习惯独来独往，或是结成小群，雌性则完全是集群而居，不会成单活动。他还发现，雄性野牦牛常常出现在草原上，而雌性野牦牛群体更愿意靠近山丘。

WCS资深科学家乔尔·伯格博士和他的同事2012年在可可西里的局部研究也证实了这个现象。他们推测，雌性偏爱以山地作为栖息地，也许是因为那里的水草生长更好，能喂饱自己和孩子，又或者是为了躲避捕猎。

“但现阶段，这些发现都仅仅基于科学家的一些粗略的行为学观察，并非严格的科学结论。”梁旭昶强调。

野牦牛还能退多久

虽然对野牦牛了解不足，并不完全妨碍我们对这一物种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梁旭昶认为，科学家对野牦牛生存和发展的总体风险是可以评估的。

不难理解，对野牦牛来说，食物分布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会直接影响它们未来生存的好坏，而气候变化可能对那些拥有关键生态资源的栖息地产生重要影响。

于是，他和同事利用WCS积累的野牦牛调查数据，结合多个物种分布模型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首先他们发现，相比起秋冬季，野牦牛在夏季更倾向于选择海拔更高、地形更崎岖且更接近冰川的区域。也就是说，野牦牛对栖息地的选择的确可能存在显著的季节差异。

接下来，他们模拟了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野牦牛的栖息地变化的趋势。模型设置的一种情景是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较好，另一种则是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较差。结果显示，前者会导致野牦牛在植物生长季和非生长季的适宜栖息地扩张146%和35%，而后者使得它们在生长季适宜栖息地扩张194%，非生长季则是缩减76％。

梁旭昶解释，对于生活在高寒地区的野生动物来说，植物非生长季节的食物状况尤为重要，如果非生长季适宜栖息地缩减严重，大量野牦牛就有可能活不过那个冬天。

除此之外，该模型预测结论中更为关键的一点是，现有栖息地的变化趋势。他们发现，无论在哪种情景下，野牦牛目前的适宜分布范围都会严重缩减。这也意味着，它们要想活下去，就必须迁往那些可能扩张的适宜栖息地区域。“问题是，谁也无法保证它们真的能够走到新的家园！”

即便没有人类活动的影响，野牦牛的未来也不乐观。

目前，野牦牛的分布区域绝大部分已经被压缩到了羌塘中北部、阿尔金山、可可西里的保护区内，零星的种群与家牦牛混居在一起。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的家牦牛有1400万头之多，可以说，野牦牛完全生活在它们的包围之中，越来越脆弱。

混居产生的严重问题是杂交，造成野牦牛的信息丢失、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下降。梁旭昶提到，即便是远在羌塘北部，也发现了杂交野牦牛个体，证明中部区域的杂交情况甚至渗透到了真正的无人区。

其次，发情期的野牦牛会对放牧活动产生干扰，它们冲撞、“掳”走家牦牛，致使牧民受伤等情况时有发生。梁旭昶说，也因此，当地牧民把野牦牛视为人兽交界地带的麻烦制造者。

“基于法律保护和藏民一些朴素的生态观念，野牦牛和牧区还没有产生极端的冲突行为，但谁也无法预测牧民的容忍程度。”在梁旭昶看来，重要的是必须挖掘当地老百姓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动力。

他表示，除了为仅有的保护区设立被压缩的底线，现阶段在那些人与野生动物共存的区域内，希望通过政府和社会资助，激发老百姓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做出适当的行动，比如拆除阻碍野生动物获取食物的围栏、垃圾不落地、组建巡护队等，并将奖励措施与保护成果直接挂钩。

“归根结底就是要建立一套成熟的机制，让老百姓从保护中持续性获益。”梁旭昶说，这也是他们正在实践的社区保护项目的核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