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业

最近，中兴公司被美国实施进口芯片等核心部件禁令的教训值得深思。该公司因为长期过度依赖西方的核心技术，缺乏对基础理论研究和自主创新技术的研发投入，以至于此次受到巨大影响。

科学探求的是真理。真理会指导人们以技术实现的方式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世界上从没有一个缺乏深刻科学思想的国家，能够在技术上走得很远，在经济上持久发力。思想不“深”，遑论技术之“远”？一直以来，我们并没有真正重视过这个问题。

前不久，有关“新四大发明”的说法在国内广为流传。凭借这新四大发明，中国拥有了约2.5万公里长的全球最大高铁网络，规模高居世界第一的移动支付，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电子商务市场，还拥有4亿共享单车注册用户和2300万辆共享单车。虽然我国在大范围应用这些技术方面表现不俗，但客观地说，这新四大发明之创新源头并非出自我国。比如，日本早在1964年就有了“新干线”，移动支付则于1997年首现于芬兰，网络购物的概念于1979年由英国人提出，共享单车则出自上世纪60年代的荷兰阿姆斯特丹。

由于历史原因和独特文化传统的影响，过去的中国始终没能形成理论探索的习惯和传统，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思想和创新机制。这正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鲁迅曾痛心地说过，中国人虽然发明了火药、指南针，但“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其实，这说的就是中国的旧文化传统对科技发展的阻尼效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早已大大改变，但旧文化传统轻视科学思想创新之余绪并未完全消除。一些学科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套用和模仿的多、创新的少，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以至于常常出现“在理论方面尚有较多空白”的表述。这也是今日国人普遍缺乏独立思考和崇尚科学氛围的原因之一。

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实际上就是忧虑我国不能很快培养出科学理论方面的大家人物，长期以来基础研究薄弱的短板不能尽快弥补，以至于掣肘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问题。

今天的高科技，实际上蕴含着两个不完全相同但联系密切的概念：高科学和高技术。没有高技术，我们或迟或早会受制于人。而高技术的根基就是高科学，亦即基础研究产生的新原理、新定律。

令人欣慰的是，当今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和科学思想的创新，认识到科学思想一旦形成必将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因而在近期，当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后，很多企业和民间基金会也陆续跟进，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一个全社会尊重科学思想、尊重基础研究的局面已初步形成。相信沿着这样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大量原创性科学思想的形成与创新必将指日可待。

就目前而言，加强基础研究，仍有大量具体的工作可做。首先应进一步调整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的比例。2011年，法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25.3%，韩国18.1%、美国17.3%、日本12.3%、英国10.8%，而我国仅为4.7%（2016年达到5.2%）。其次，应在国家层面和各科研院所、高校遴选一批有重大战略价值、理论价值的基础研究项目进行重点培育，甚至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同时，保证科学家能有大量的时间投入思考研究，尽量避免用各种会议、奖项申报等活动分散他们的精力，或者使其科研时间碎片化，难以人尽其才。最后是多做服务性工作，比如帮助他们配备科研助手、优化研究团队，制定适合于科研规律并着眼于中长期科研工作的考核机制。只有在基础研究上持续发力、厚积薄发，推动包括基础研究、成果转化、自主创新、人才培养等在内的全面改革，才能打造完整高效的创新链条，形成推进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

（作者系西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