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倪思洁

3月13日上午，在第四场代表通道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拿着一颗大土豆，笑眯眯地和记者们分享着科学家的扶贫成绩： “2016年，我们示范推广了100亩，每亩平均产3.1吨，卖价3000元一吨，一亩地农民就收入9000元。2017年推广了2000多亩，接下来两年他们计划推广3万到5万亩，把冬闲田变成效益田、脱贫田。”

记者曾去过贵州、云南的很多贫困县采访调研，深知这串振奋人心的数字背后，隐含了多少辛苦。因为一开始，农户们不可能毫无保留地相信科学家，他们同样也不会喜欢科学家带来的“稀奇古怪”的新名词。

调研过程中，记者听说过一件“趣事”。科学家想在澜沧县的一个拉祜族小村子推广小耳朵猪，于是他们把小猪苗免费送给农户养殖，结果，1个月后再问农户“情况怎么样”，农户不尴不尬地来了一句：“很好呀，挺好吃的。”

为了帮着脱贫，科学家只能“曲线救国”。通常，他们会先寻找对新事物接受程度高的农户合作做示范，等收效明显之后，再和合作农户一起，四处拜访其他农户，吸引更多人加入其中。他们还会从科研机构选出驻村书记，帮助协调推广，一些驻村书记为了和百姓走得更近，逼着自己练酒量、学方言、吃辣椒。就这样，新品种的黑猪、肉牛、马铃薯、猕猴桃，才一点点地走进农户的致富账单。

恐怕，朱有勇代表说的从100亩到2000亩再到3万、5万亩，也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拼出来的。科技扶贫说易行难，不光考验科学家的智商，更考验着他们的情商和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