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楠

“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今年被再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对企业“五险一金”缴费比例、电网环节收费和输配电价格、过路过桥费用、中介服务收费等一些主要收费项目都予以具体关注，并明确提出今年为市场主体减轻非税负担超过3000亿元。

“不合理的坚决取消，过高的坚决降下来”，如此强硬的措辞，是因为企业负担重的问题近年来始终没能得到根本解决，并已逐渐影响到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近几年，“非税负担”逐渐成为政府会议、政策文件中的高频词，中央层面出台了多项措施简政放权、实行普遍降费，财政部还在2016年出台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然而，根据有关市场分析机构的调查，尽管经济增长放缓、政府财政收入增幅下滑，非税收入仍保持上升势头。非税收入占我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由2014年的15.1%上升至2016年的18.3%。而在地方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比更高。甚至在一些地方，不规范的收费常常把企业压垮，同时也加剧了地方财政的脆弱性。

非税收入主要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而没有包括在政府“非税收入”中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支出，也是企业“非税负担”的一部分。此外，物流成本、融资成本、能源成本也相对偏高，这些都在增加我国实体企业经济成本、降低其竞争力。

我国企业名义税负虽不高，但要素成本、非税负担重，营商环境有待改善，这几乎已经成为经济界的普遍诉求。有分析指出，企业非税负担过重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某些行政部门权力过大，在附加税费时比较随意，甚至产生了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利益关联、垄断经营的情况。因而，非税收入的结构调整取决于行政权力的有序进退，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此外，还要加快水电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降低能源成本，通过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等举措降低物流成本。通过这些举措，给企业创造更加宽松的经营环境、创新环境，使之轻装上阵、聚力发展。

同时，应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例如，通过与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相互融合，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加强科研创新，缩短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周期，提高要素生产率；通过创新管理方式、工具，提升系统降本增效力度。

据财政部公布的《2017年财政收支情况》显示，去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非税收入同比下降6.9%。这一数字表明，广大企业面临的管制多、办事难、收费项目多的问题正在得到缓解，束缚企业创新发展的绳索正在被层层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