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晚，教育部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事司一级巡视员赵丹龄（中），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校长赵继（左）做客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E政录”，就如何推进人才分类评价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本报记者 张劲松 摄

· 新征程·访谈

“双一流”建设，必须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发挥人才评价的指挥棒作用。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一文件对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激励引导人才职业发展、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具有重要的意义。3月3日晚，教育部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事司一级巡视员赵丹龄，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校长赵继做客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E政录”，就如何推进人才分类评价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推动人才分类评价意义何在？

记者：《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对高校来说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赵丹龄：《意见》对高校意义很重大。2016年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今年年初还下发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这三份文件形成一个顶层设计，对高校教师队伍建设、高校人才发展，都是有力的指导，也是我们人才工作的重要遵循。人才评价是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才资源开发管理和使用的前提。我们的教育系统，包括高校在内，长期以来经过探索实践，不断完善评价机制，为教师队伍建设及人才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当前高校在人才评价机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分类评价不足、评价标准单一、评价手段趋同、评价社会化程度不高、用人主体自主权落实不够等，亟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评价文件的出台会促使社会形成导向明确、精准科学、规范有序、竞争择优的科学化社会化市场化人才评价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各类人才的活力。

赵继：文件出台恰逢其时。大学首要职能是培养人，培养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新的“两步走”战略的高级人才，特别是“双一流”建设的高校，还要培养领军人才和精英人才。这就需要最优质的学术研究、最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来支撑和引领教学的创新与发展。对于分类评价，高校呼唤已久，这次上升到国家层面来推进，我们觉得很振奋。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定位，每所学校的使命和承担的责任并不完全一样，引导学校的学科团队和教师们往哪个方向走，这就需要有科学合理的制度性安排。《意见》给高校人才评价提供了一个指导方针，一个大的方向。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结合大学自身的发展实际和定位，把中央的文件切实落实好，制定出符合学校实际的实施方案。

记者：文件中的一个亮点就是对解决评价标准“一刀切”的问题有一个很明晰的思路。您怎么看？

赵丹龄：解决“一刀切”的问题，要从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来着手。对高校教师的评价，我们要突出品德、能力和业绩，树立全面的评价导向，也要建立不同岗位、不同特点的教师和人才的评价机制。高校教师、高层次人才承担着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责任，所以要把品德的评价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教育部在实施“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过程中，坚持把师德放在前面，坚持“两个不能有”，即“在政治上不能有问题，在师德上不能有问题”，这样的人选才有基本资格。

分类评价的实施主体主要是高校，所以高校要充分发挥自主权。去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就是要进一步加大高校自主权，“向高校放权，为人才松绑”，有利于高校结合自己特点来设置人才评价的标准，甚至细化到每个岗位的标准。但高校也要注意人才评价的周期问题。要针对不同岗位特点，选择合适的考核周期，有的岗位可能适合一个任期的考核，也有一些适合年度考核，考核时的轻重是不一样的，高校必须研究这个规律。

赵继：文件强调要创新多元评价方式。但实施多元评价以后，我们怎样采集客观数据，谁来评价，标准之间如何平衡，怎样使实际评价结果更有说服力、更客观、更准确，这是一个难题。只有设计科学的评价体系，采取合理的评价方式，创造良好的学术风气和环境，才能够真正促进人的全面自主发展，达到评价和激励的预期效果。在防止“一刀切”这个问题上，各个学校还需要出台举措和细则，使理念和《意见》真正落地。

如何推进不同领域人才评价改革？

记者：健全教育人才评价体系，是高校极为关注的问题。在您看来，如何深化高校教师评价制度改革？

赵继：大学最重要的使命是培养人才，如何落到实处，这是关键。一个好大学或者“双一流”建设的大学，应当提倡教师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追求学术的卓越、研究的卓越，瞄准学术前沿、科技前沿进行潜心研究，为国家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无论研究做得多么优秀，都不能忘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教师，培养人始终是最重要的职责。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但是在现实当中，由于我们指挥棒的方向设计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部分教师往往容易在工作安排上存在困惑，出现对人才培养工作花的精力不足或者出现学校资源配置不到位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才培养效果显现的周期比较长，对它的评价比较复杂，培育人的效果有的时候短时间不容易看得见摸得着，而其他一些方面的工作可能更有显示度，可以很快显示出社会和学校对教师的评价预期，所以无论是大学的管理者还是教师都面临这个压力。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是在一流学术的基础上培养一流人才。文件强调深化高校教师评价制度改革，有助于学校和教师处理好教学和科研的关系，不忘初心，立德树人。

赵丹龄：我觉得这个问题要统筹考虑。刚才我讲到人才评价要综合考虑品德、能力、业绩、贡献。其中品德等是前提因素，还有教师必须要上课，比如说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要承担教学任务。高校教师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教书育人，同时要承担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职责。对教师的评价也要充分体现出这些方面。教师只有做到自身全面发展，才能正确地引导教育学生，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记者：文件强调，对于科技人才，实行代表性成果评价，突出评价研究成果质量、原创价值和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贡献。怎样改变片面将论文、专利、项目、经费数量等与科技人才评价直接挂钩的做法，建立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

赵丹龄：代表性成果评价是以人才最精华、最能代表其水平的文章和著作来对其进行评价的制度，重质量而不追求数量，这是一个趋势。代表作制度其实在不同的岗位，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或者人文社科，它有不同的含义，必须根据不同岗位、不同层次教师和人才制定不同的标准，充分体现针对性，这样才能激发每个人的活力。

另外还有发展性评价的问题。发展性评价是国际上研究比较多的问题。发展性评价与奖惩性评价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同时进行的。我认为发展性评价最重要的特点是它带有诊断性质。它要观察教师在每个发展过程中、在人才成长的青年阶段、中年阶段或者年龄比较大、层次比较高的阶段，体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存在什么不足，要诊断出教师在这个学校、在其所属的教学岗位和环境里面是什么位置，进而激励教师有针对性地改进。改进是最重要的。评价是指挥棒，直接关系到人才怎么使用、怎么激励、怎么给待遇等。只有把发展性评价和奖惩性评价结合起来，才能更加全面地评价人才。

赵继：文件强调，实行代表性成果评价，突出评价研究成果质量、原创价值和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贡献。改变片面将论文、专利、项目、经费数量等与科技人才评价直接挂钩的做法，建立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这里面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就是将来不是不看重论文，也不是不看重专利，而是更加看重质量，要通过相对公平的方式，把真正作出了贡献和体现出水平的人才选拔出来。这是这次分类评价的一个着力点和一个指导方向。

记者：如何科学评价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人才？这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

赵丹龄：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着力发现、培养、集聚一批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构建种类齐全、梯队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体系。教育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根据部党组指示精神，我们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向哲学社会科学倾斜，特别是2017年，强化向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相关学科倾斜，在哲学组和法学组进行了试点，产生了四位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的特聘教授和四位青年学者，并对人选进行公示，得到了专家的高度评价。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所以在人才项目组织实施的过程中，要注意区别不同的情况，体现不同学科的特点。

赵继：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一定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坚持正确的评价导向，这对哲学社会科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在高校的地位非常重要，即使是一所理工科院校，缺乏哲学社会科学的底蕴，学校就会缺少思想，学校文化会比较单一，就会创新乏力，观念也容易保守，这对于学生和教师的成长都是不利的，所以高校一定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学科生态的平衡。

赵丹龄：高校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集聚的高地，人数占到全国哲社队伍80%以上，所以这支队伍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不仅要做学科的研究，还要培养学生。下一步，“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还要进一步加大向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倾斜的力度。

如何促进青年人才成长？

记者：文件提出，完善青年人才评价激励措施。怎样探索建立、健全优秀青年人才举荐制度？

赵丹龄：我国高校教师总数是160万左右，其中45岁以下青年教师占69.8%，即111万人。可以说，青年教师在数量上已经是高校教师的主体了。

教育部很重视青年教师和青年人才的培养，2015年，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体系推出了青年学者项目，2015年、2016年两年共评选出440名非常优秀的青年学者。2016年《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也提出，要抓紧培养造就青年英才，建立健全青年人才普惠性支持措施，加大科技、教育和其他各类人才工程项目对青年人才培养支持力度，在国家重大人才项目工程中设立青年专项。

从2015年和2016年两年的情况来看，青年长江学者平均年龄只有38.9岁，不到40岁，其中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者只有37.7岁，非常年轻。其中有80%以上是党员。这些青年学者一些在党内生活锻炼过，还有很多在国外留学、工作过，对于他们来说，世界观还需要进一步形成、巩固，还需要增强对国内情况的了解，所以中央提出来要加强政治引领、政治吸纳，做好团结引领服务工作。因此，我们每年在井冈山、延安开办“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国情研修班，效果非常好。年轻学者通过学习，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奋斗历程，更加深对党的感情，对我们国家发展进入新时代有了更深切的自豪感。有的青年长江学者跟我说，小的时候读小学课本，“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鲜血染红的”，现在他们终于体会到了。

政治引领、政治吸纳之外，我们还要加强服务。除了给包括青年学者在内的人才创造一种好的发展平台、条件、氛围，推动人才评价机制改革之外，我们还要切实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包括人才自身的健康问题。

赵继：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教师强则未来大学强。我想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当前我们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更应当着眼大学教师整体实力的提升，尤其是青年教师整体素质的提升，“双一流”大学尤其如此。现在很多大学容易把目光集中在高端的部分，我们可以视为这是工作先走一步，但后面的工作要跟上。毫无疑问，高端人才很重要，因为他们能直接产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一些关键指标和学术贡献。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大学首要职能是培养人，无论一个教师多么优秀，他除了研究业绩突出外，在培养人上，最后总是要通过每一门课程（不限于纯课堂理论教学）、通过具体的教学课程载体来面对广大学生。如果不在知识体系创新、不在课程上下功夫，就不能说他是一个优秀教师，可能只是一位优秀的研究者。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一流的课程，也就没有一流的大学。因此未来教学改革的重点在于师资队伍建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持续发展激励。

要把青年教师按其愿望放到其最擅长的位置上，采取多元化、多样性的分类评价和激励措施，评价、激励、培养、锻炼青年教师茁壮成长，体系、制度、环境和氛围都非常重要，都要跟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发扬我国高校老中青教师之间传帮带的优良传统，把我们的教育优势传承下去。我特别要强调，要让卓越的同行专家拥有发言权，他们（这个群体）最能够把最优秀的青年教师选拔出来。所以我想，伯乐更大程度上来自于教师同行，来自于优秀教授群体。

赵丹龄：人才流动要坚持正确的导向。人才不是不流动，人才不流动是不可能的，但要合理、正确、有导向地流动。在这里也呼吁东部高校多给西部高校支持。特别是在高层次人才方面，一定要有正确的人才政绩观，不能靠“挖”人家高校的人才来显示所谓的“人才工作政绩”。

赵继：分类评价这件事不能单纯看评价本身，它是中国科教强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举措。我理解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教育思想、人才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的学校在落实过程中，都应该以钉钉子的精神、久久为功的韧劲，结合学校实际，制定适合自己的实施方案，真抓真落实。我呼吁大家共同为大学评价和人才评价创造良好的环境，尽早形成借鉴国际高等教育一般规律、有中国特色的我们自己的中国大学分类评价体系，鼓励我们的大学科学定位，追求卓越，办出特色，创建一流。

赵丹龄：高校教师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教书育人，同时要承担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职责。对教师的评价也要充分体现出这几个方面。教师只有做到自身全面发展，才能正确地引导教育学生，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赵继：分类评价这件事情不能单纯看评价本身，而要把它视为中国实现科教强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举措。每所高校在落实过程中，都应该以钉钉子的精神、久久为功的韧劲，结合学校实际，制定适合自己的实施方案，真抓真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