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来说，生活并不容易。他们必须忍受不确定的未来，去竞争科研经费，还要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做好为工作频繁搬家的准备。
科学家们在本文里与我们分享了他们可能会面临的问题：挫折、挣扎、挑战，当然还有快乐。
2018年，美国联邦预算定稿时，詹妮弗·哈丁（Jennifer Harding）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博士生涯进入第4个年头。作为一名海洋地球物理学研究者，她花了数年时间学习如何使用一艘由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资助的研究船，并用它来收集海底俯冲带的图像信息。然而，NSF却计划出售这艘船。这完全切断了她获取新数据的来源。26岁，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年，哈丁想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她希望自己能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找到一份工作。她说：“这一切太突然了，毫无准备”。
像哈丁这样的年轻科学家，从大学本科毕业就要面对一系列挑战。为了博士学位、博士后项目或教授任期，他们得习惯跨越国家、大洲甚至海洋。他们需要面对距离带来的关系和家庭压力。在不确定的未来面前，他们还需要苦恼地思考什么时候才能要孩子，或者根本就不要孩子。他们争夺稀缺的研究资金。即便离开学术界去工业界，也可能感到困扰，他们害怕这会在学术界留下负面印象。当然，真正需要面对这些烦恼的，也只是在一开始就能进入研究生项目的幸运儿们。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NASEM）在今年4月份发表的报告指出，对于还处于入门阶段的研究者来说，相关科研配套政策亟须改革。根据这份报告，2016年首次独立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研究员的平均年龄是43岁，而在1980年，只有36岁。
困境一 搬家
阿什莉·约为奈特（Ashley Juavinett），28岁，冷泉港实验室神经科学博士后研究员
“学术界几乎没人会讨论这个，因为这种问题太常见了，为了博士后职位，把家搬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但这让我的爱情面临考验。我的伴侣住在旧金山湾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讨论他是不是需要搬来纽约。这个决定很艰难，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伴侣，不知道该把谁的事业放在第一位。”
困境二 钱
亚历克西斯·魏宁格（Alexis Weinnig），28岁，天普大学生物学博士生三年级
“我们每周工作60到80小时，但工资标准却是每周25小时的。薪酬体系很难跟上生活费。我喜欢我的研究，但我也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工作量应有的收入。”
萨夫·库姆温达（Save Kumwenda），41岁，马拉维大学流行病学博士生
“获取资金是最大的困难，更不用说足量的资金了。大部分资金都会假定你所在的机构拥有一些基础设备，特别是当研究需要使用实验室时。但是，拿到这笔钱以后，你才会发现远远不够。因为大部分设备都用不了，即便可用也是过时的。使用这些仪器会让你的研究结果看起来不可信，从而很难在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论文。”
困境三 文化
斯凯拉·拜尔（Skylar Bayer），32岁，海洋生态学家，2018年约翰·A·科纳斯海洋政策奖学金获得者
“科学界的运行机制仍然十分古旧，作为一个学生，导师就是你的负责人。如果你和导师关系不好，那你就完了。没有什么问责机制，你不是一个领薪水的员工，因此也没有相应的权利。你需要找到有能力为你发声的人。”
困境四 学术vs产业
玛丽安·扎林哈拉姆（Maryam Zaringhalam），30岁，分子生物学家，美国科学促进会科技政策奖学金获得者
“很早我就知道我不想从事学术研究，但我一直学着克服内心的羞耻感。作为一位身在科学界的伊朗女性，我觉得我有义务继续走下去，因为这条路对女性来说不容易。但是，我讨厌学术界的一点就是它无比推崇学术道路。很多拥有学术背景的人都可以顺利进入相关的政府决策机构、传媒或工业领域，但他们只把这些看作备选。”
困境五 家庭
雅克·朴（Jacque Pak Kan Ip），35岁，麻省理工学院神经科学博士后研究员
“我们准备要个孩子，但我不能要求妻子再次牺牲她的事业。我需要在研究上投入很多时间，一旦怀孕她也需要我的照顾，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对此，我们一直犹豫不决。如果有个终身职位就会稳定很多，到那时我们也许会要个孩子。但现在我已经35岁了，她34岁，我们的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丹尼尔·冈萨雷斯（Daniel Gonzales），27岁，莱斯大学应用物理学NSF研究生奖学金获得者
“想要将来在学术上有竞争力，我需要一直保持优秀。我已经在一本影响力很高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但毕业之前我最好再发一篇。我还得选一个更有名的博士后职位，而不是留在这儿（得克萨斯州）。在博士后期间，我最好能获奖，并在顶级期刊上不断发表光鲜的科学研究成果。但是，我已经成家了，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1岁）。搬家很麻烦，靠博士后的薪水养家也很难。我知道我可以接受这一切，但我的家庭能吗？”
困境六 工作、获得奖学金、教职
索菲娅·纳斯尔（Sophia Nasr），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宇宙学博士生二年级
“我最崩溃的经历是申请NSF奖学金。我投入了全部心血，觉得自己的申请无懈可击，可是只需一位评审专家就把这一切都摧毁了。在资格考试期间，我得知了这个消息，信心基本被摧毁了。虽然现在我逐渐恢复，但作为理论研究人员，已经很难从别的地方申请到资金了。对我来说，NSF还是在那里，还是让我心碎。”
斯内哈·达马瓦德卡尔（Sneha Dharwadkar），30岁，印度马内里野生动物生物学家
“我正在申请美国的博士生项目，但处处被拒。教授对我说，‘想要进入博士生项目，你得先发表文章。’可我还没进入学术界，很难在合适的刊物上发表文章。”
困境七 代表性与不公
卡丽娜·菲什（Carina Fish），26岁，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博士生二年级
“作为一个研究气候和海洋的人，总觉得在我的种族所面临系统性和体制性歧视的时候，我做得还不够多。我可以通过寻找一些交集来协调这些问题。当然，考虑到气候变化正在加剧社会不公，我也渴望为环境正义发声。”
安杰尔·阿达梅斯-科拉利萨（Angel Adames-Corraliza），29岁，密歇根大学大气科学助理教授
“我是波多黎各人，然而科学界很少有波多黎各人，我觉得我是他们的代表。将来我想为拉丁裔、波多黎各裔还有其他少数族裔铺路。如果我能成为教员，就能拥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会在科学界倡导多元化，为女性发声。”
（撰文：丽贝卡·博伊尔（Rebecca Boyle） 翻译：杨玉洁）
（本版由《环球科学》杂志社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