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耀

有学者撰文指出，中国大科学工程正面临着信任危机和资源危机，我认为很及时。在科学界即将被一些基础尚未足够扎实的科技进步，以及不负责任的媒体营造的科技繁荣冲昏头脑之前，这个提醒相当于醍醐灌顶。

我对大科学装置的认识从在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线站做实验开始。我读博士至今，在北京同步辐射装置和上海同步辐射装置上做实验已经有数十次，其间见证了我国同步辐射技术的迅速进步，也看到了制约其发展的不足之处。

得益于中科院开放务实的学术环境和管理制度，中国的同步辐射装置已经逐步成为世界重要的应用基础研究基地，为 、材料科学、极端条件下物理化学，乃至光学技术、光学工程等方面源源不断地提供数据和建造经验，培养了大量人才。

就我所从事的胶体化学而言，同步辐射给我提供了看清楚胶体和薄膜微观现象的有力工具。在我看来，依靠中科院管理的这两个大科学装置是成功的。

当一个大科学装置涉及更多更大的机构时，只依靠一个主体机构来管理就会出问题，内部斗争会极大降低整体效率，较低的投入产出比将使投资不断增加，最终导致要么工程在财政不能支持时下马，要么在主导权争夺和互相排斥中破产。因此，大科学工程需要最高层级的指挥。

美国的LLNL实验室主要做惯性约束聚变研究，这个机构有上万员工，研究任务隶属美国能源部管辖，但其运营由第三方机构负责，拨款由国会批准。

这样的机构设置有几个好处：任务导向可以避免其成为一个类行政部门，从而保证其研究机构的本质；拨款级别高，避免预算误差，主要是由内部争夺引起的重复计算的预算，以及准确判断预算秩序，也就是重要性优先；运营独立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在我国屡屡发生的“屁股决定脑袋”之类本位主义的事情。这种机制下，任务被逐级分解到个人，不管这个人原来在什么单位供职。一句话，一个大科学工程用一种“语言”说话。

像同步辐射这样的大科学工程其实还不算大，中科院的管理能力足够了，也能办好。但有些涉及多部委合作的大科学工程则是关乎国计民生名副其实的“大”，这种工程除了需要举国体制来聚拢人才，更需要最高层级的指挥，即由全国人大决定任务和预决算，由国务院决定组织方式和运营模式。

国内类似于LLNL的任务由隶属关系不同的两个研究所承担主体任务，加上大量外围合作单位，组成一个很难善终的大科学工程。

两个研究所以及各自的上级主管部门争夺任务主导权，以此为起点，项目经费分配、冠名权被层层争夺，在工程内部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局面，管理效率低下，完不成任务无法问责，因此技术进展缓慢。

从管理上讲，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不应该由一个层级较低的单位来主持。从承担单位的角度讲，承担超越其能力的任务是不负责任的。大科学工程任务意味千万纳税人的钱，承担任务意味责任，而不是名誉。

大科学装置是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对国家管理能力的考验。设立最高层级的指挥系统，最高长官不能是科学家，必须是品德高尚的专业的管理人才，因为目前很难找到没有本位思想、兼具管理特长的科学家。这样且行且总结，步子不要大，要稳，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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