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冯丽妃

对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首席执行官丹尼尔·罗普斯（Daniel Ropers）来说，近日的中国之行可谓收获颇丰。他造访了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机构，并与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等机构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

罗普斯在去年10 月加入施普林格·自然，此前在荷兰一家在线零售网站bol.com担任了17 年的首席执行官。在他的领导下，bol.com由一家初创公司发展成欧洲领先的在线零售品牌。此次中国之行，罗普斯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谈到了加入施普林格·自然的初衷、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感触、对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建议以及对“打包式”开放获取的看法等。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加入施普林格·自然？

罗普斯：虽然我在自己的国家获得了认可，但在世界第二大学术出版集团做首席执行官推动科学的发展，对我来说更有意义。我可以把20年来积累的商业知识和经验用到这一方面，去推动科学发展，这是我现在想做的事情。

另一个原因是，世界上还有些地方并没有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以及科学家应当得到重视。比如，一些科学家用大量时间研究出来的成果，却可能被一些政治家所忽略，比如有人在质疑全球变暖的结论，这让人担忧。我们知道有时发表的论文会因为专业性等原因不易于理解，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让大家看到科学的价值所在，让政治家、政策制定者、想要运用科学技术的人，乃至普通大众都能理解科学的意义。只有把科学研究的成果落实到政策中，改变人们的行为，它才是有意义的。

《中国科学报》：如何保持集团旗下期刊的影响力？

罗普斯：我们的使命是促进探索发现。我们充当了独立的质量保证者的角色。世界上很多科学家会把研究成果提交给我们，由我们组织对其进行评审并评估其重要性，之后确保其传播出去，使之被利用、再利用及分享，由此促进和激发更多基础科学发现。我们是把焦点放在科学出版、科研服务上的出版机构，这几乎是我们唯一的业务和收入来源，因此我们业务的成功将取决于是否能为科学的发展增添价值。

我在采访中多次强调了质量二字。如果我们想要评判质量，成为可信、可靠的质量评判者，我们首先就要确保质量，拥有这方面的极佳声誉。确保质量不仅仅是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也是我们取得业务成功的核心。世界没有其他地方能像中国这样有坚定的决心去保证和重视质量，因此对于中国科研机构、政府机构和客户而言，我们是一个天然的合作伙伴。

《中国科学报》：对中国科学发展有何印象？

罗普斯：在过去20年，中国已经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不仅是数量，尤其是在质量方面。在数量上，1997年有中国作者的SCI论文在全球仅占2%；但20年后，这个数字达到了25%，这是12倍的增长。而且，其中很多文章都发表在世界上声誉非常高的期刊上。以《自然》为例，1997年，《自然》发表的原创论文涉及中国作者仅有4篇，占比0.4%；但到了2017年，已增长到近120篇，占比约15%，有了近40倍的增长。

我们还编制了自然指数（Nature Index）,追踪科研机构在《自然》《科学》《细胞》等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情况。最新的自然指数表明，中国在高质量科研论文产出上仅次于美国，也是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我相信中国排名第一只是时间问题。自然指数也显示中国科学院是在高质量期刊上发表文章最领先的机构。由此可见，过去20年，中国在科学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中国科学报》：很多中国科学家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优秀期刊，你对此如何看待？你对中国的期刊发展有何建议？

罗普斯：一直以来，我们都作为中国最大的合作伙伴推动中国创立高质量的期刊。在中国所有英文科研期刊中，有大约40%都是与施普林格·自然合作出版的，并吸引了许多高质量文章的发表。我非常理解中国的雄心壮志，也会继续为中国机构提供办刊支持。

我们支持中国的期刊发展，不仅是在出版方面，还为科研人员和期刊编辑提供各种培训课程，如大师课堂、出版讲座及同行评审流程设计等方面的培训。我们希望把过去175年来积累的最佳经验与中国期刊编辑们分享，帮助他们把中国期刊办得更好。

要创办高质量的期刊，首先，在创刊初期就不能对质量做任何妥协。一开始这可能会很难，但必须坚持，才会形成良性循环，步入正轨。同时，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知名出版机构，是因为我们的国际化。我们经常听到中国期刊想要成为国际知名期刊，我有一个略有“矛盾”的建议是，要成为国际期刊，就意味着不能太“中国”，要发表最好的内容，不管其来自哪里。

此外，品牌和名人效应无法成就一个好期刊。比如，有些期刊有知名的总编，但其有时会因太忙而无暇顾及期刊，但一些知名期刊的总编会经常去寻找一些好论文，请研究者投到编辑部，这样做很有帮助。

期刊要想获得提升，无法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很多年的努力，需要很清晰的计划以及多年坚持才能取得成果。

《中国科学报》：对于德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要求“打包”支付订阅费，让所有研究人员均可开放获取研究成果。你怎么看？

罗普斯：这起始于荷兰。我们是第一家签署这类协议的出版机构，因为作为全球最大的开放获取出版机构，全球开放获取论文有1/3是我们出版的。我们十分了解如何有机结合订阅模式和开放获取模式以满足客户的需要，例如荷兰的例子。我们认为应当加以尝试，以发现其中哪些方面是有效的，以及存在的复杂性。此后，我们签署的这类协议已超过了任何其他出版商，因此，我们比其他出版商更了解这种尝试的意义及局限。

并不存在德国、英国或是中国的期刊市场。因为论文来自全球范围，用户也来自全球，所以你不能对这个全球系统做根本的改变，而忽略了世界其他地方。我们深知这一点，因此很难知道相关计划如何在德国奏效，以及对全球其他地方意味着什么。我们将自己视为捍卫者，因为我们最了解相关情况，能确保不去签订任何无法扩散到其他地方的协议，以免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不可预见的后果，给整个科学体系和出版体系带来不稳定。

《中国科学报》：如何保持科研与商业之间的平衡？

罗普斯：高质量是我们的立刊之本，质量和声誉无法用金钱买到，维持质量和声誉才能带来长期收益。因此，集团内部负责保障学术质量的部门与负责商业利益决策的部门是彼此独立的，这样就从制度上让处理学术内容的编辑人员只考虑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不受商业利益特别是短期商业利益的影响。我们只需要他们关注内容，了解作者及其研究，建立同行评议的网络。

我们在全球有1.4万名员工，其中大多数具有科学背景，他们加入施普林格·自然虽然是想要挣一份收入，但赚钱的地方有很多，所以更重要的是他们想为科学发展作出贡献，让世界更加美好，至少我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抱有这样的想法，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实现最佳平衡的保证。

在全球，科研发展是一项大规模的事业，近年来，全球每年几乎都有1.6万亿欧元花费在科研上，而且以每年5%的比例增长。出版机构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审视质量，确保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到高质量和重要的科学发现。整个学术出版业的收入只占全球科研投入的1%，但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内容让其它99%的科研投入变得更加有质量和效率，这也是科学出版的贡献及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