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春

提到科学家做科普，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物——卡尔·萨根。他生前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一名天文学教授，也是科学家做科普的典范，一生出版了大量科普文章和书籍，被称为“大众天文学家”和“公众科学家”。

但他却遭到了科学同行们明里暗里的排挤和耻笑，失去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机遇。比如，他没能得到哈佛大学的终身教职，他申请美国科学院院士也被拒之门外。理由是“人们认为他花在科普上的时间比科研还多”。后来，人们把科学家因日益增长的公众知名度，导致在学术圈内被孤立的现象称为“萨根效应”。

痛心的是，在中国，“萨根效应”依然继续。

在功利化的社会中，一些科学家不屑于做科普，其实是因为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并不是因为科普太简单了。从科研人员个人发展角度来讲，做科普确实会牵扯部分精力，也无助于申请职称、科研经费、获得科技奖励。

如果你认识到科普这件事情对国家未来发展很重要，而且我们现在做得远远不够，你就会觉得当下就可以做，而且马上应该做，还要发动更多人来做，而不是等到科研功成名就之后才去做。事实上，很多人即使功成名就之后也没有去做科普。所以，“什么时候条件具备了，我就去做科普”的说法，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和借口。

科学家应该成为科学传播的主力军。当前，公众接触到的科学家往往是挂在墙上的蓝眼睛、白皮肤的西方人，他们关于科学家的刻板印象是片面的，科学家并非只能待在实验室内，只能做科研、写论文。有些科学家擅长做科普，当他做更多的科普工作时，可能会影响科研工作，但是对国家需求来讲，他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比做科研更大；对个人发展来讲，他的选择更有利于发挥人生的更大价值。

科普并非易事。在学术圈，一些科研人员存在不愿意做科普、不屑于做科普、不会做科普的“三不”情形。据我观察，那些认为科普是小儿科，太低档的人，基本上从来没有做过像样的科普。做好科普是很难的，我们之所以觉得科普简单，是因为我们的科普水平太低。做过科普的都知道，要做好科普很难，难就难在要让不同的人都能听懂、感兴趣、有收获。

要做好科普，就需要不停地磨炼。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方式，讲不同的东西，这样才能抓住对方的兴趣点，毕竟每个人的兴趣点是不同的。

做科普时，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科普方式应该随时调整。如果听众觉得演讲内容枯燥，不感兴趣时，应该马上作适当调整。

科普和科研所追求的目标很不相同：科研是在越来越窄的领域里懂得越来越多，追求专业性；科普是在越来越宽的领域里懂得越来越多，追求通识性。

中国科普的短板，恰恰在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上，在与青少年教育的结合上，在科学家的参与度上。我们国家特别缺乏既懂教育又懂科学的人。师范院校培养的是教育专家，科研单位最多的是科研人才，但既懂教育又懂科学的人非常缺乏，既懂科学又懂传播的人才也非常缺，既懂科学又懂艺术的人，更是稀缺。但中国的科普事业恰恰需要的就是科学艺术家、科学教育家、科学作家、科学摄影师、科学新闻记者和编辑、科技片编导、科学传播家等等诸如此类的人。

不过，最近两三年，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以前做科普的主要是退休科学家，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青年科学家愿意面对公众了。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或许，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很弱小，但如果汇集起来，就能改变世界。科普是科学家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我真诚地希望，每个科研人员每年写一篇科普文章，做一次科普报告，一生出一本科普书。只有科普事业的大发展，才能奠定科技事业发展的全民基础，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得到大幅度提升。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