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P平台建设，是机遇也是挑战

我国将推动一大批企业实现药品质量标准体系与国际接轨。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本报记者 李惠钰

从2015年开始，国内医药政策开始发生颠覆性变革，这股风暴一直刮到了2017年。国家药监局、卫计委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优先审评、简化审批程序、快速进入医保等政策的推行，加速了创新药在我国的上市速度。

1月20日，健康报社与相关医学科技机构联手举办的2018年中国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在京举行。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志南在会上表示，到2020年，我国将突破10~15项重大核心关键技术，初步建立国家药物创新体系；到2025年，10~15个我国自主产权新药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或欧盟认证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认证，进入国际市场。

目前，政策的支持、资本的青睐、企业的努力，都在推动我国新药研发的进展，这也对我国临床科研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桑国卫表示，临床实验在整个新药研发中起到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作用，目前亟须推动我国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示范平台建设，提升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的整体水平。

国际化助推药物研发创新

中国曾被长期排除在ICH（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成员之外，因为我国认可的药物政策法规很大程度上是遵照WHO的标准，而WHO被认为是全球最低标准，ICH则是发达国家的最低标准。但就在2017年6月19日，中国国家食药总局（CFDA）正式成为ICH正式成员，这也意味着中国的药品监管体系已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认可的监管体系中。

ICH是由美国、日本和欧盟三方的政府药品注册部门和制药行业在1990年发起的，主要目的是协调全球药品监管系统标准化——类似WTO在各国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国家食药总局国际合作司司长袁林表示，CFDA加入ICH将更好地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助力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推动药物研发创新。

利好政策下，陈志南表示，2020年，我国将推动一大批企业实现药品质量标准体系与国际接轨，研制并推动10~20个化学药及高端制剂、3~5个新中药、3~5个新生物技术药及其伴随诊断试剂在欧美完成药品注册，2020年前国际专利到期重磅药物90%以上实现仿制；2025年，通过WHO、ICH等国际组织，我国将更多地参与主导国际生物技术药物、化学药物、中药国际标准制定，发展针对重大疾病及某些重要罕见病的化学药物、中药和生物技术药物新产品，实现30~35个创新药物产业化，进一步加强国家药物创新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推进我国医药国际化发展。

在重点产品方面，陈志南表示，要发展新型化学药物，研制并推动10~20个小分子药物及其高端制剂，包括靶向抗肿瘤药物、抗肿瘤小分子免疫药物、心脑血管及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药物、代谢性疾病药物、原创天然药物及抗耐药菌药物；自主研发25~35个创新生物药物，其中10~15个位原创新药，包括新靶点、新表位、新功能抗体药物，新型疫苗，重组蛋白药物，免疫细胞治疗制剂以及干细胞及衍生产品。我国还将开发中医优势病种的创新中药，构建中成药及其原料的生产全流程标准体系，研发10~20个中医治疗优势病种，推动中药制药行业技术升级和智能制造。

另外，“十三五”目标就是建立获得国际认可、符合国际新药研究规范的新药临床评价研究技术平台，成为国际或国家进行新药临床评价的基地。桑国卫表示，“十三五”对临床试验平台也提出了新要求，特别是在国际化上，要求平台整体研究水平达到国际规范要求，所获数据及数据管理实现与发达国家双边或多边互认。而国际化带来的巨大机遇也成为临床试验新的历史条件，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是当前需要应对的首要问题。

临床实验要有科学基础

“临床实验在整个新药研发中起着最最关键、最最重要的作用，比较临床前、临床中和上市以后的四期临床，一期、二期、三期临床实验持续时间一般需要6~7年，成本占比在65%以上，耗时最长，成本最高。”桑国卫说。

但是，我国临床试验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从2015~2017年CFDA核查中心所做的工作和总结分析来看，我们国家新药临床实验的质量意识还有待加强。桑国卫表示，在临床试验过程记录及临床检查、化验等数据溯源，方案违背，试验用药品管理过程与记录，安全性记录、报告，生物样本检测试验过程、记录及分析测试图谱溯源方面都存在问题。

“用老百姓的话说，GCP就是要写明你要做什么？你做了哪些？有没有把做过的都记录下来？”桑国卫说，“GCP基本是质量管理体系，包括临床医学、临床运行、数据的科学、药品的安全、监督管理等，这对监管部门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无论是ICH还是WHO都提出了GCP，监督管理无论是生物药还是化学药都必须有科学的基础。”

目前，国际上生物制品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全世界十个占有市场最大的药物中，七个是生物制品，生物制品和临床实验也越来越重要。桑国卫表示，对于生物制品的临床研发，思路遵从一般药物临床研究规律，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药物的开发则在经典研究模式基础上有所改变。

“生物制品的免疫毒性、免疫源性的评价一定要贯穿在生物制品的全生命周期，而这些不良反应的发生跟我们化学药的不良反应的发生靶点、发生的情况、处理的原则完全不一样。所以要依据产品的自身特点制订临床研究计划，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桑国卫说。

在新的国际化历史机遇下，桑国卫表示，临床试验的相关方需要共同协作，从不同的疾病领域、不同的专业建成优秀的GCP单位、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及第三方监督单位，要高度重视建设GCP机构的执业诚信体系。“诚信体系没有了，所有的东西都没了，根本谈不上GCP的问题。”

另外，桑国卫建议，要建立符合国际要求的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原则与伦理委员会，包括区域伦理委员会，修订跟撰写符合国际要求的GCP指导原则，全面推动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质量管理体系，逐步建立符合CDISC数据交换的标准，如国际医学用语标准、药品名称标准、医疗信息数据交换标准，建立面向临床研究的数据库。

药物临床实验设计发生变革

在精准医疗的当下，临床实验设计也发生了较大的变革。

精准医学临床试验分为“篮式”研究和“伞式”研究，“篮式”研究就是将某种靶点明确的药物视为一个篮子，然后将带有相同靶基因的不同癌症放进一个篮子里进行，“篮式”研究的本质就是一种药物应对不同的肿瘤，使带有相同靶点的不同肿瘤患者使用一种靶向药物治疗，实现肿瘤异病同治。

而“伞式”研究就是把具有不同驱动基因的肺癌，如KRAS、EGFR、ALK聚拢在同一把雨伞之下，这把大伞就是将不同的靶点检测在同一时间里完成，然后根据不同的靶基因分配不同的精准靶药物。

桑国卫表示，“伞式”试验的最大优势在于将非常少见的突变事件集中起来，变少见事件为“常见”事件，这无论对加速少见疾病的临床试验还是对于某一个个体获得精准治疗的机会，都具有特别的意义。

“过去的药物研发通过对发明的新药进行临床试验，筛选出获益人群，而现在是通过患者的生物学、基因学差异来选择相应的靶向药物进行试验入组。”桑国卫说，这两者的“颠倒”是药物临床研究领域的重要变革。

桑国卫表示，过去临床研究强调关注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疗效及不良反应，而现在的临床研究更加关注预测生存、各个研究终点以及各种分子标记物，这两大改变可望使临床试验的成功率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