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每到期末，校园里总少不了一点紧张和焦虑。学生焦虑，因为苦心备考想拿个好成绩；老师焦虑，因为学生会使出各种招数来“要分”。编辑部近日收到国内一所知名大学老师周凯的邮件，痛陈他的“期末焦虑”。这是他一个人的焦虑还是属于大学讲台上更多人的焦虑？对此，记者顺藤摸瓜展开调查并邀请专家深入分析，试图找出这背后的因由。

作为一名大学青年教师，我最焦虑的不是“时不我待”的教学改革压力，不是科研上“不断加码”的绩效考核，也不是学校周边“突飞猛涨”的房价，而是我亲爱的学生们对考试成绩“正义凛然”的索要之风——

“老师，我要出国留学，劳烦您给我85分以上。”

“如果我这门课不能上80分，我就要被退学了。”

“如果我不幸考了84分，请老师多给1分保我上85分。”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每个学期，我最怕的是期末。从最后一节课结束到期末考试完成，学生们的“陈情”邮件会持续“轰炸”我的电子邮箱。有时候辅导员、班主任或家长们也会亲自出马，通过打电话、发微信、到访办公室等方式为学生“跑分”“要分”。而势单力薄的我总是不堪其扰、难以招架，只得忽略邮件，关闭手机，甚至干脆逃离办公室，这种东躲西藏、狼狈不堪的生活让人着实心烦意乱。

然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当顶住各种压力，将分数如实提交教务系统之后，我的噩梦才真正开始。一旦查到期末分数，许多学生会立即向我表达对分数的不解、抱怨或失望。此时，“声讨”邮件扑面而来，汹涌澎湃。这些“群众来信”有的是对我本人不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立场慷慨送分表示不满，有的则列举其他课程老师如何“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生动案例，有的会委婉指责我的不近人情。面对雪片般飞来的问责邮件，我总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和焦虑，甚至是委屈，仿佛大错已然酿成——我的“任性”与“执拗”给这些青年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灾难性后果，同学们一个个哭泣、失落、愤怒的神情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一种莫名的负罪感甚至会让自己在睡梦中惊醒。这些邮件有时甚至让我觉得自己是一名极为另类的大学教师。

我曾借访学之机向哈佛大学、东京大学、香港大学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同人请教，如何应对学生“跑分”“要分”的行为，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们“从未遇到过此类现象”，并且认为学生向老师索要分数是一种严重的作弊行为，必须予以及时纠正和严格禁止。

近日，与几位青年教师在学术会议之余交流时发现，大家虽身处不同高校，但在“给分焦虑”方面却惊人相似，这不禁令人唏嘘不已。在今天的中国大学校园中，为何“跑分”“要分”现象如此流行？一些学生为何如此理直气壮？任课教师给学生打分为何变得战战兢兢？为何我们的“天之骄子”不去思考如何刻苦用功获得理想分数，而是挖空心思向教师索要满意分数？这些问题我们没有现成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其背后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实用主义盛行，浮躁之风侵蚀校园，重知识教育轻道德塑造的办学模式，急功近利、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都可能是导致大学生“跑分”“要分”的深层诱因。由此，我们不应简单地把板子打在尚处在人格养成关键阶段的青年学生身上，而是要对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进行深刻反思。

当前，立德树人是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根本要求。作为教师，认真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同学的成绩，既是我们的职业道德和伦理底线，也是树立大学生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关键一课，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随波逐流，而是要让青年学生清楚认识到获取高分不能靠耍小聪明，唯有依靠勤奋刻苦和不断努力。

说话间，面对眼前这400多份期末试卷和接二连三的“陈情邮件”，那种熟悉而又无奈的焦虑感再次袭来，然而我知道自己其实别无选择，唯有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坚守原则。

（作者：周凯）

学生各显其能“索分” 期末“夺分大战”背后的隐忧

这个期末，对北京某高校大三学生李蕙来说，有点不一样。自从去年暑假决定出国留学后，她对分数的敏感程度直逼高考之时。

晚上十一点从教室复习归来，李蕙辗转难眠。半夜两点，她起床打开电脑，酝酿情绪，准备给一位选修课的老师写邮件，希望老师在期末论文打分时“手下留情”。

“只以一篇论文算成绩，手松手紧差别挺大的。”李蕙向记者解释，“分数对我太重要了，希望老师理解吧。”

期末，考试周。很多大学生正在各显其能，上演一场“夺分大战”。

“要分”现象在大学普遍存在

为了出国、拿到心仪大学的“offer”，北京某高校大四学生田微也没少请求老师“手松一点”：“我会按老师要求认真做每一份作业，上课永远坐第一排。”不过，田微坦言，她所做的一切，并非是真的想听课，“其实就是为了在期末向老师‘要分’时，能够更理直气壮一些。毕竟，没有哪个老师会拒绝表现如此积极的学生。”

“有效果吗？”记者问。

“好多门课成绩都是90分以上。”但究竟是“积极表现”还是“要分”起了作用，田微自己也搞不清。

“对于‘要分’，大多数老师都会有一个接受范围，比如学生具有85的水平，但只考了83，老师也不会拿2分难为学生。但如果学生平时学习态度不好，希望仅凭拉关系‘要分’，那老师肯定也不会考虑。”山西某高校学生张昊分析得头头是道。

和田微一样，湖南某高校大四学生王鑫也向老师“要过分”，但目的不同。“高数对我来说，实在太难。如果挂了科，会影响‘保研’、评奖。”最后，王鑫的高数得了61分，勉强过了及格线。

“这种‘要分’现象，我几乎每年都会遇到。”一位在高校从事教学工作20多年的老师告诉记者，这在如今的大学校园普遍存在，但求分目的与学校特点有很大关联。“比如，在一些国内知名高校，学生‘要分’往往是为了出国、评奖、保研；而在一些二三本院校，除了‘保研’，学生‘要分’多是为了及格甚至是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童文胜不会直接批评学生，而会含蓄地告诫：“分数只能衡量你对所学课程的掌握程度。如果你有提高分数的需求，就应把它化为学习的动力。”

唯结果论，校园“负面文化”惹的祸

“学生学习是为了健全人格、培养能力，为将来追求人生理想和实现个人价值，报效国家和奉献社会打下坚实基础。‘要分’这种行为显然违背了学生学习的‘初心’，既是人格上的瑕疵，也浪费了学习知识、训练能力的大好机会。”中南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张江华说。

“这是浮躁、功利的社会风气在校园内的映射，进而影响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使少数大学生一切唯结果论，不重过程，因此出现了投机取巧实现自己目的的行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新闻传播学系主任武文颖指出。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罗志敏坦陈，近年来，高校扩招使得在校生人数增加，一些高校放松了对学生的管理和教育，久而久之形成了校园“负面文化”，即学生在校期间不出事故、顺利毕业就算成功。在有些问题比较严重的高校，通过“划重点”“划范围”等方式在考前给学生“放水”，也被认为是正常事，相反那些按照规定给学生判分的教师却被认为是“与学生对着干”。

罗志敏进一步指出，高校教学考评考核与专业转换制度不完善，也是出现该问题的原因之一。“虽然目前大多数高校都有对学生平时表现进行计分的评价制度，但往往在实践中流于形式，学生的课程成绩最终要靠期末考试得分决定。另一方面，如果许多学生某门课成绩不理想，该任课教师不仅面临学生的责难，而且可能会在‘评教’中得不到学生的好评，进而影响自己的年终绩效考核。此外，虽然目前高校有专业转换以及课程调换制度，但绝大多数学生的选课被严格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从而导致有许多学生在学自己不感兴趣、学起来也很吃力的课程。”

“当然，登分、改分管理不够严谨，任课教师评分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缺乏师德师风督查监控机制，缺乏学生失范行为预防惩戒机制等，也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张江华说。

完善考评制度“专业立交桥”须建立

让学生和老师都焦虑的“要分”问题，究竟该如何化解？

罗志敏建议，应通过多方面的宣传和教育，让学生知晓“学会做人更为重要”，并通过加强心理辅助、平时课程学习辅导等环节，使学生能够正确认知自己、承认差距，增强对课程学习及成绩的预见性。

“完善教学考核考评制度。学生的成绩应体现在所修课程的整个教学时段。细化教学管理的各个重要节点，使学生在所修课程每一阶段的成绩都能得到科学、合理、完整的评定。”武文颖说。

张江华强调，高校还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教学管理，创新考核方式，例如规范登分改分流程、考教分离、题库随机抽题考试等途径，从管理上防范此类问题的发生。

罗志敏指出，从长远来看，高校需积极创设条件，加快建立“专业立交桥”制度，提供广泛多样的课程，实行开放、自由、自愿的选课制度以及便捷的学分互换政策，使学生在校期间能至少在专业大类范围内自由地转专业，同时也使他们能更灵活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以及教学模式。“同时，要扩大范围推行‘宽进严出’的学业考核以及学籍管理制度，破除以往那种‘人人都应按时毕业’的传统认知，保持一定比例的学业淘汰率。这样做不仅能督促学生在校期间认真对待自己的学业，对教师也是一种解脱和保护。”

“制度设计非常重要，但现在还应更多地考虑如何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形成三位一体的合力，让学生和老师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真正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童文胜说。（本报记者 晋浩天）

个人能力的提升才是终身受用的本钱

学生向老师“要分”是个老问题，大学教师大都遇到过。近些年，随着考试成绩“含金量”的大增，学生对考试成绩的敏感度也明显增加，而一些外部力量也试图影响教师的给分，结果给教师带来了一定心理压力。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亟须改变。

学生“唯分为上”是一种功利主义行为。在社会普遍存在功利心理的背景下，学校亦难独善其身。究其原因，一是学生的成绩与毕业、“保研”、出国、就业有直接关系，有时候甚至可以决定学生的命运。对一名学生来说，一分之差或许就是冰火两重天。二是目前高校普遍实行学生评教制度，学生打分对教师考核和评职称都有影响。这使得教师在打分时小心翼翼，不愿得罪学生，也使学生有“资本”对老师打分提要求。同时，由于教师在评职称、业绩考核等职业生涯重要环节还会受到来自行政部门、社会力量的影响，在面对各类外部干预时，有些教师不得不低头。

改变“要分”现象，一是要尽量减少“一分定乾坤”的情况，实行多种评价机制并行，不能因考试成绩而把教师推向掌握学生“生杀大权”的地位，以便减少学生与老师的对立，为教师给成绩减压。二是要明确课堂教学与品德教育、学生管理工作的界限，不能以行政理由或学生管理需要干预教学。同时，学校应态度鲜明地抵制各类外部力量插手学校事务、干预教师教学工作的行为，让坚持底线的老师能“睡得着觉”。三是教师在评阅试卷时，要自觉抵制外部干扰，坚持按照标准给分，公平对待每一名学生，守住教师的职业底线。教师心中有杆秤，公平公正，问心无愧，自然能坦然面对学生。

“要分”现象不时出现，我们更应思索，学生学习的“初心”究竟是什么？

可以说，在大学入学率已经接近普及水平的今天，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大学阶段的学习仍应是打基础。大学教育的内容，大体上是通识教育和专业基础教育，本科教育通常讲“宽口径，厚基础”，不要求学生全身心投入某一专业领域。学生在大学阶段，如果抱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很可能走偏，一是过早地把自己局限于某个领域，而且可能自己并不擅长；二是把学习这一非功利的活动，变成计较得失的交易过程，偏离了教育的本心。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不同，学校在教授知识的同时，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大学生能力的培养是多方面的，并不局限于学习能力，即使是学习能力，也不应都用分数衡量。如果把提升自己多方面能力作为大学阶段的主要目标，大可不必纠结某一次考试的结果。“风物长宜放眼量”，学习的“初心”是为了个人能力的提升，这是将来为社会作贡献且终身受用的本钱。

（作者：杨龙，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有了硬性标准 成绩才能公开透明

期末的校园哪儿最热闹？图书馆、教学楼自不必说，为复习抢占“一席之地”，就连校园外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里都有通宵复习、赶作业的学生。

学习热情高涨的同时，焦虑似乎也跟着达到了最高峰。日前，记者联系到天津某高校学生黄晨、北京某高校学生李然、山东某高校学生王琦，听他们说说有关学习与考试的事儿。

“成绩对我们很重要”

记者：期末焦虑吗？焦虑什么？

黄晨：期末往往是我们最焦虑的时候。焦虑当下，也焦虑未来。当下的焦虑，是每当老师不划重点、开放式考题过多时，我们的复习无从下手；而每当成绩不理想时，我们会更焦虑，因为未来，我们需要用成绩来证明自己。

李然：的确，不管是评奖、出国、“保研”、直博，还是找工作，我们都需要好成绩。大学考试不像中学，没有往年例题参考，给分标准不一样，不确定的因素太多，而结果又很重要。

王琦：对我而言，真正的焦虑来源于对未来的不确定。而唯一确定的是，成绩对我们很重要，它是我们走向未来的敲门砖。所以，才会出现向老师“要分”的现象。

记者：你们经历过“要分”这样的事吗？

李然：我找老师打过一次招呼，是出国成绩单提交前的最后一门选修课，希望能提高一些绩点。当然，我认真听了每一节课，但交结课论文时，我对论文和老师评分标准没底，就跟老师说明情况，希望老师可以酌情考虑。

王琦：确实身边有很多同学这样做过，尤其是成绩中等但准备出国、面临挂科需要重修、只求及格的同学，会尝试跟老师“要分”。

记者：“要分”有效果吗？

李然：应该是有一些效果，但无法量化。

王琦：具体还是看老师，一般情况下，有些公选课、选修课的老师不会太“为难”学生。

黄晨：有些老师会明确提出禁止学生的这种行为，我们也无从“要分”，甚至可能不会选他的课。

“迫不得已，无可奈何”

记者：如何评价“要分”这种行为？

王琦：迫不得已，无可奈何。大学的老师不是单纯只以学术为主，学生也不会单纯以求学为主，都想彼此利益最大化。一些老师想在学生中积累好口碑，以便之后会有更多学生选修自己的课程，能够在更多活动中获得学生的支持，成为“人气最高”的老师。一些学生也想在老师面前多多展现自己，以便期末拿到高分。

李然：这肯定是不对的，但又无法避免。我们都清楚，绝对的公平并不存在，比如同一题的答案在不同老师判断下可能得分不一样，甚至同一门课不同老师的给分标准都不一样，所以学生希望能在可控范围内利益最大化。师生之间有时需要相互理解。

黄晨：我认为这就是投机行为，有损公平。但成绩的确太重要了，导致一批批学生会抱着侥幸心理请求老师。况且，“要分”也是一种低投入高回报的行为。

记者：如何保证成绩公开透明？

王琦：现在，学校没有明确要求老师制订自己的课程成绩标准，总会有很多课的分数构成模棱两可，因此有的学生才会“要分”，认为有灰色地带。但当老师把分数构成全部量化以后，每一具体模块的分数都能按数据展现出来，硬性标准有了，自然成绩更加公开、透明。

李然：学校和老师应达成较一致的标准，并把“后门”关严，久而久之，这种现象必然会越来越少。

（本报记者 晋浩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