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过去了，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党支部书记楚永全依然记得那一天——2017年9月25日。已过零点，他在微信群里与院长钟扬等人商量支部活动时间。三言两语之后，钟扬以一贯的果断拍板：“@所有人 我们何不在26号下午花一个小时开个会呢？”

会在午夜联系，是因为熟悉钟扬的人都知道，他总是深夜最后离开办公室。学生徐翌钦偶然发现，老师的手机闹钟会在凌晨3点响起，原来，他的闹钟不是叫早，而是提醒自己睡觉。

“我们前一天夜里发邮件请教问题，第二天早上一准能收到回复。”徐翌钦说。

2017年9月24日，钟扬到宁夏为民族地区干部讲课。当天，他还将一份有关研究生培养的工作报告发给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然而，25日凌晨5点多，在赴机场赶飞机途中，一场意外车祸，将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53岁……

这一天，微信朋友圈，20多万人参与“献花缅怀钟扬教授”活动；记录钟扬西藏故事的视频《播种未来》，全网点击超过1200万——“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视频里，钟扬这样说。

三天后的追悼会上，人们从北京、上海、武汉乃至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等地专程赶往银川。守灵夜，钟扬15岁的儿子发了条信息：“爸爸，你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

“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做！”

——为了把西藏“生物家底”摸清楚，16年里在高原奔走50万公里

如果不是这样的意外，对钟扬的学生、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和许多藏大师生来说，钟扬将在9月28日出现在拉萨，继续收集种子，与他们研究建设世界一流学科。

就在几天前，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的消息公布。钟扬格外兴奋，在几个微信群都发出邀请：“国庆前后，我都在西藏，欢迎大家组团，与我和研究生们一起去羊湖、林芝等地考察。”

“每次国际会议，他都会讲西藏变化，邀请专家实地考察。这次，我们说好了，等他带队去考察西藏不同地区的战略性生物资源。为了把西藏生物家底摸清楚，他真是不畏艰苦、勇于担当！”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种康回忆。

生于湖南，工作在武汉、上海，但钟扬53年人生的关键词，却是“西藏”和“种子”。

2001年，钟扬首次报名入藏，是出于一位生物学家的责任感：青藏高原是国际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拥有我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在国内外种质库里都缺少收藏，而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正在引发生物蔓延性灭绝。他想做一个为世界屋脊盘点生物家底的人，为国家的生态安全和人类未来作出贡献。

“盘点”工程浩大。钟扬计划每年收集600种植物种子。按照国际规范，每个样本都要收集5000颗种子，不同样本种群间的直线距离超过50公里。这意味着，钟扬团队每年要行走3万多公里。

16年间，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他们的行程超过50万公里，遍及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多次经历生死一瞬。

为寻找高山雪莲，高原反应严重的钟扬不肯留在珠峰大本营，跟着两名藏族学生拉琼、扎西次仁爬上海拔6000多米处。在珠峰北坡，他们采集到迄今发现的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曲雪兔子。“那是中国植物学家采样到过的最高点！”拉琼说。

16年间，他们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占西藏高级植物物种的1/5，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空白。他们追踪数年寻获的“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是在高寒环境中生长了10多万年的模式植物；他们发现的高原香柏，从中已提取出抗癌成分……西藏巨柏人称藏族“神树”，是制作藏香的重要原料，濒危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通常长在悬崖边，周边布满灌丛。钟扬与学生扎西次仁花了3年时间，将3万多棵巨柏逐一采样、登记造册，还通过研究找到可供制香的替代树种，筑起保护巨柏的科学屏障。

“这类工作学术成果‘显示度’并不高。”与钟扬相识、共事18年的复旦大学 学院党委书记陈浩明感叹，“以他的聪明才智，大可坐在实验室里验证假设、发表论文，无需艰苦跋涉。”

但在钟扬看来，一个人一辈子留下的不在于论文、奖项，而在于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他动员学生去最艰苦的阿里地区时说：“别人不愿去，我们必须去。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做！”

“我想为祖国每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坚守和梦想，成就了西藏高等教育许多个“第一”

拉琼教授最后一次见到钟扬老师，是2017年9月5日。因飞机延误，钟扬直接从机场到会场，为西藏大学研究生新生做了两个多小时的入学教育报告，和研究生们讨论课题。“人多时间紧，每个人只给10分钟”。第二天上午，与拉琼等同事商谈生态学科建设事宜，下午又赶飞机回上海——这样在高原反应和醉氧反应之间迅速切换、不顾身体损伤的事，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

西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单增罗布最后一次见到钟扬，是在2017年9月9日中午。很久之后，他才知道，那天是钟扬双胞胎儿子的生日。家宴吃到一半，总不着家的爸爸又去忙西藏的事了，大儿子的愿望就是全家一起出去玩一次。

妻子张晓艳说，从援藏开始，钟扬留给家人的时间很少。援藏工作三年一期，他已连做三期。“每次延期他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要培养一支高端研究人才队伍’‘总要把学科带到一定高度’……我说你错过了陪伴儿子成长会遗憾，他说‘我知道，但是现在有更重要的工作，我停不下来’……”

帮助西藏大学建好生态学科，留一支优秀科研团队，是担任藏大兼职教授、开展科研合作之后，钟扬的新梦想、新目标。

“那时，整个藏大理学院没有一个硕士点，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没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要申请研究项目简直是神话……钟扬教授对西藏大学入选双一流学科建设居功至伟！”单增罗布说。

西藏大学青年教师写论文、填申报表格，钟扬都逐篇把关，经常是在高原旅途中修改，甚至还自掏腰包支付申报费用。

“工作起来不要命”的钟扬，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培养了藏族第一个植物学博士扎西次仁，带出西藏第一支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将藏大生态学科送入“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学生赵佳媛记得，2015年，钟扬老师突发脑溢血，苏醒后担心自己不能再进藏，口述写下他对援藏的思考交给组织，认为“建立高端人才队伍极端重要”。9个月后，他不顾医生告诫，再次走上高原路，还说：“我连酒都戒了，就是戒不了西藏啊！”

不只在西藏，钟扬更成为整个西部教育、科研的播种者。2017年8、9月间，他马不停蹄地奔波于西藏、新疆、宁夏和内蒙古等地。仅2016年，他就坐了157次飞机，为节省时间，他总是选择最早或最晚的航班。作为导师，钟扬特别喜欢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少数民族地区出人才不容易，他们回到家乡，能成为西部生态发展生力军！”他的新梦想就是：“我想为祖国每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

——不忘初心、拼搏追梦的共产党员，点亮了人们心里的灯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副主任包晓明，2017年9月21日最后一次在校园里遇上钟扬，提起他入围某个评奖，劝他最好在朋友圈里拉拉票——“他哈哈大笑，边走边摇手。这种事，他从不上心。”

在复旦大学2013年拍摄的《党员说》微视频中，钟扬被这样定义：“一名党员，就是甘于成为先锋者，向更高的高度攀登；就是愿意把生命最宝贵的时光，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他的牛仔裤是在拉萨花29块钱买的，总说比别人的名牌更牢固。他常年带着一个超级重的旧双肩包，包里有笔记本电脑，还有厚厚一大摞稿子，有时候是学生论文，有时候是出版社拜托的翻译稿，有时候是会议发言草稿。他总是见缝插针地工作。”这是学生赵佳媛眼里的钟老师。

金力曾与钟扬搭班在 学院推动教学科研改革。作为同事与挚友，金力眼中的钟扬“很聪明、能力很强”，却“始终在为别人、为社会、为时代做事”，是“一个追梦者”。

妻子张晓艳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钟扬两度出国进修、做访问学者，回国时用节衣缩食省下的钱，给研究所买了复印机等设备，过海关时大费周章，经办者不相信贫寒书生有钱买这种“大件”捐给公家，“那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么？”

钟扬33岁已是副局级——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长，2000年，却调入复旦当了一名普通教授。有人不理解，他笑称自己“天生要做老师”，出身教师家庭，“呱呱坠地前一小时母亲还在给学生上课”。

他是出色的科学家，入选“长江学者”“杰出青年”，获得过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等多个奖项。

他是学生公认的好老师，他教导学生“立业先立人，立人先立德”，野外考察遇到危险，总冲在最前面，生怕学生不安全；无数个野外的清晨，他冻得嘴唇发紫，忍着身体不适早起做饭、打包，只为“你们年轻，要多睡会儿”……

他是积极改革、勇于担当的好领导。2012年起担任研究生院院长后，在保障和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方面下功夫，探索实行一系列改革举措，受到国内同行高度评价。

“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的先锋者。”钟扬说。

“加班再晚，离开办公室时，都能看到钟老师的灯亮着。现在，他的灯不再亮了，但他点亮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灯。”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同事们说。

上有4位八旬老人，下有一对双胞胎儿子，这个教师家庭并不富裕，而张晓艳却准备捐出钟扬的车祸赔偿金，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工作。“国家的教育事业是他一生的牵挂。这是我们家人能为钟扬未竟的事业做的一点事，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2017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来到复旦大学，宣布追授钟扬为“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

故事已经定格，初心永远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