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CSA大会农夫市集上，铜仁当地农人与来自云南的纳西族农人合影。胡璇子摄

贵州铜仁——2017年年末，中国民间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且参与最广泛的社会生态农业论坛在举办的第九个年头，移师这座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山水之城。

从九年前，也就是2009年，第一届中国CSA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以来，CSA开始走向网络组织形态，影响力也逐步扩大：CSA大会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北京、上海走向了福州、丽水、铜仁这样的非中心城市，也从小众走向大众，吸引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和参与其中的人群。用国际CSA联盟副主席石嫣的话来说，CSA从最初的一个理念、一个农场走向了全国和世界。

在中国CSA联盟荣誉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看来，每年一次的CSA大会就像是农人们的一次“年终总结”，而在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之下，今年这场以生态扶贫，乡村振兴为主题的“总结”，可谓恰逢其时。

在中国落地生根的CSA，将生态农业的星星之火和有志于CSA的新农人播散到中国广袤的乡村，为中国乡村振兴注入了新鲜动力；与此同时，这些新农人也遇到了困惑与挑战，也在积极进行着答案探索和实践。

仍要谈谈CSA是什么

尽管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社区支持农业）在生态农业圈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对于普通人而言，理解这个概念仍需从其理念说起。

CSA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瑞士、日本等国家。在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亚洲理事会主席周泽江看来，CSA是一种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生产与消费模式。

从生产端来看，CSA以生态农业等体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内涵的农业生产方式为主；从流通环节来看，其强调“从农场到餐桌”整个流通环节的生态化和短链化。在这种模式中，生产者和消费者是相互支持的关系。

“CSA绝对不是一种单项的支持。”周泽江强调，一方面，消费者通过支持生产者和消费行为，促进了生态和有机农业的发展，农村社区无疑得益了；另一方面，农民种出了生态有机的产品，保护了大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也保障了消费者的健康，这是农村社区对城市社区的支持。

换言之，CSA是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孟妍是来自北京的一名消费者，她最初因担心食品安全问题而与CSA结缘，至今已经有6年。她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最初接触CSA时，购买的产品其实并不多，而现在，她很少在市场上购买农产品了。

“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北京有很多家CSA农场，它们提供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完全可以满足我的家庭需求；另一方面，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已经和种植者建立了特别信任的关系，除了蔬菜，现在肉、蛋、豆制品、调料、零食都可以放心地购买。”她说。

在她看来，消费者和新农人之间不只是简单的“你买我卖”关系。以她自己为例，正因为了解接触了CSA，孟妍认识了新的朋友，也作为一名志愿者参与到大地之子食农教育项目之中——该项目旨在让孩子们走出教室，通过亲自种植、收获的体验式教学，培养他们珍惜食物的情感，以及对自然的尊敬与爱。

“我发现孩子们双手特别温柔地捧着菠菜小苗，移栽时特别小心，不敢使用小铲，都是用手挖土时，我就知道我们教育项目的目的达到了。”孟妍说。

像一根线将农户联系起来

CSA不仅以相互支持、直接互动、食农教育方式影响着城市的消费者，其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乡村，投身CSA事业。

江西宜丰的生态水稻种植者姚慧峰便是其中的一员。在返乡之前，他曾在广州一家医药公司工作，在工作的第5年，他从媒体上了解到CSA模式，于是，他决心回到老家从事生态种植，并成立了生态水稻专业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社员们也都采用生态的方式种植水稻，水稻有了更高的售价，收入大大提高了。

在今天，有许多像姚慧峰这样的返乡青年成为了“新农民”。在石嫣看来，新农民是自主选择在乡村工作、生活，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一个群体，他们也是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鸿沟的桥梁。

“他们因工作生活在乡村，价值来源于乡村也回馈于乡村。”她表示，“生活就意味着要兼顾经济收入、社会价值（社群关系）、生态保护（生活环境）三方面的价值。”

新农民有城市的资源，也懂得城市消费群体的需求，同时，他们还可以连接那些种植面积很小的、年龄较大的农户，通过组织合作社或社会企业来构建销售平台和品牌。“每个人辐射几十个、上千名小农户，像一根线将距离城市更远的农户联系起来。”石嫣比喻道。

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2017年曾在媒体发文表示，到2020年，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小农户将有2.2亿户左右，经营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0%；到2050年仍将有1亿户左右，经营的耕地面积比重约为50%。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小农仍将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将这些分散的小农户联系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石嫣表示，假设中国1000个CSA网络（农户、农场、合作社等不同主体）的每个CSA影响3~1000个农人，对应联系的消费者数量是3~6000人，那么总体上将影响相当数量的农人和消费者。

“乡村只有有了新农民，形成活水一样的新鲜动力源源不断涌入，才能真正振兴。”石嫣表示。

你在忧愁什么

姚慧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他的生态水稻种植采用以产定销的方式，因此一直以来，产品一直不愁销路。但是，每当与其他新农人交流，他被问得最多的主要是两方面问题：一是技术，二是销售。

为了让自己的产品被更多的人了解，来自福建的CSA农人黄璇连续参加了三届CSA大会的农夫市集。黄璇表示，生产生态食品的初衷是让孩子吃上健康安全的食品，现在还想把家乡武夷山更多的优质农产品“推出去”。

但是缺少销路一直是困扰她的问题。目前，她的产品通过微信朋友圈、朋友口碑相传以及几个CSA农场的平台进行销售。

同样来自武夷山的返乡青年吴华滨表示，除了缺少销路之外，交易的信任成本很高。“消费者对产品缺乏了解和信任，因此，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

这也是石嫣近来关注到的问题。她发现，随着CSA发展，也出现了渠道越来越多、生产者支付价格逐渐被压低的现象，生产端缺乏有效的组织，消费者组织起来之后更加注重价格和检测，却忽视了与生产者的团结互助。

而目前CSA在全国每一个地区发展的基础和程度不一样，很多小农没有做有机认证的可能性，因此，很难有一个被相对广泛群体所认可的标识和体系。

“问题的核心是，一端是分散化的农业生产者，另外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消费者。”石嫣表示，“在没有形成共同体时，交易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除了信任成本之外，农产品包装、仓储、物流每一个环节的成本都会影响每CSA农场的经营。再往农业生产的更前端，农业生产的工具、农业投入品、农业机械等等亦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

一个鲜活的例子发生在2017年的樱桃季。一位农人严格按照生态的方式种植樱桃，以往樱桃都无农残，2017年却检测出低农残。在复检之后发现，原来问题出在周边果园污染和唯一外购的苦参碱上。

“新农人从事农业生产，绝不是某一个生产上的问题那么简单。”石嫣表示，新农人们往往要面对和尝试解决非常系统化和专业化的问题。

“现在的CSA联盟仍是网络化的联合体。”石嫣表示，下一步联盟将尝试推动CSA未来在更大程度上的联合。

她希望更多的从事CSA事业的新农人加入其中。而国际CSA联盟下一步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描绘出世界范围内的CSA地图，“哪些主体在做，在什么地方，规模多大？”石嫣说，“2018年，希望找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