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东：“专业类国标”再反思

■卢晓东

“专业类国标”的全称是“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7年12月6日，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徐青森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92个专业类教学质量的国家标准将很快公布。为此，笔者特别在《中国科学报》撰文——《推出“专业类国标”需要格外谨慎》（见本报2017年12月12日第5版），提出“专业类国标”很可能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对创新人才培养造成阻碍，建议将“专业类国标”悬搁起来。文章在业界引发了讨论，为此特别需要对其中的核心问题予以深入阐发。

2014年4月16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曾在北京召开过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研制工作会议。该会议纪要中指出，“国标”要力争成为专业准入标准、专业建设标准和专业评价标准，若有困难，也要成为专业准入标准和专业建设标准，最低要求是作为专业准入标准；准入标准中应有一定的定量指标；“国标”，应根据专业类建设现状、专业改革要求以及国际通行标准确定课程体系。徐青森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专业类国标”明确了各个专业建设的基本要求，也就是底线要求，对人才培养的目标、规格、标准、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实践教学能力都有详细和明确规定；明确了底线要求为下一步开展专业建设、组织专业评估，提高教学水平、推进专业教学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

“专业类国标”的核心本质，非常类似某种升高了的“底线”。那么，我们能否通过设置一个“专业类国标”去进行课程和课程体系设计，进行专业建设、专业评估以提高教育质量呢？这其实是课程论中一个基本问题。英国学者斯腾豪斯（L.Stenhouse）就曾对类似的“目标模式”有所批判。斯腾豪斯提出一个简洁的比喻就迅速呈现出逻辑漏洞：目标模式的方法期待通过将目标明晰化以改善教育实践，这一点类似于在田径场跳高比赛中，将横杆升高以期提高运动员的跳高水平。

简单地把横杆升高了，运动员的跳高水平就自然会提高吗？

设置“专业类国标”以期提高教育质量的努力，不但难以经受逻辑考问，在实践中也难以产生真实效果。“专业类国标”是提高了的“底线”，假设我们公布了“专业类国标”，那么在“底线”提升的十几年内，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其实都很难迅速提升，这意味着中国高等学校每年会有比以前更多的学生难以按时毕业。在高校工作，很快就知道这根本不会发生。目前大数据已经广泛用于教育决策，只要我们统计和公布高校四年的本科学位率/毕业率，马上就可以验证以上假设的真伪。

斯腾豪斯对与“专业类国标”类似的“目标模式”展开的第二角度的批判，其出发点是知识的本质。“专业类国标”可能误解了知识的本质，将知识当成了确定的“知识”。

“专业类国标”可能在训练行为技能为主的专业类中适用，例如高职专业，例如本科中的军事学类专业和工学类专业、医学类专业等。但从知识论角度仔细推敲，“专业类国标”适用于以上领域其实存在前提。只有当这个职业领域处在范式稳定期，知识和技术非常稳定的时候，“专业类国标”才可能适用。在当下技术迅速变化和进步的时代，特别是“颠覆性技术”持续出现的时代，对“专业类国标”特别需要有所警惕。以工学类专业为例，假设一名学生按照“专业类国标”的要求，把感光材料相关专业的知识学得很好，掌握扎实，毕业后被这一领域世界最好的柯达公司录用，今天他是否还在柯达公司如鱼得水地工作呢？假设一名学生按照“专业类国标”的要求，把汽车发动机的原理精准地掌握，对汽车机械技术非常精通，2040年他的职业前途如何呢？我们知道英国和法国已经立法，2040年禁止销售汽油动力汽车，中国由于雾霾严重，类似立法并不会太远。内燃机已然时日无多。在比亚迪、特斯拉之后，2017年12月，纯电动汽车蔚来汽车也上市了……最近几年内，考生如果报考还没有意识到风险的汽车和传统机械类专业，很可能面临着中年失业，这其实是相当危险的选择。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高教司提出的新工科概念才被高教界广泛和迅速地认可，相关改革和实践已然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一概念把握住了时代潮流和变化的本质。新工科不是朝向所谓确定的知识和标准，而是朝向创造力，朝向不确定的知识和未来。

与职业类专业不同，在以学科为划分标准的专业中，包括单一学科专业、跨学科专业和以问题为中心的专业，知识的本质更加凸显其不确定性。这些专业的教育目标是将学生导向与“确定知识”相反的不确定性及与“确定知识”相反的创造性。斯腾豪斯说：“教育通过将人引入作为人类思维系统的文化知识，增进了人的自由。知识形式最重要的特点是，人们可以用它思维。与信息不同，人由此进入了知识的本质，这一本质是一个支持创造性思维，并为判断提供框架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成功的程度是它所导致的学生不可预期的行为结果增加的程度”。“不可预期的行为”就是创造性，就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专业类国标”是形式化的质量标准，其逻辑基础建基于对“知识”本质的误解，其所导致的结果是学生“可以预期的行为结果”增加，这显然不是创造性，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新工科人才，不是创新创业所需要的人才。从这个意义上看，“专业类国标”表面上似乎提升了“底线”，但却会在逻辑上实实在在地拉低标准。拉低的标准如何能够被冠名以“中国”的“国家”标准呢？ “专业类国标”研制已久，教育部一直没有推出，这是谨慎和格外富有智慧的态度。再次诚挚建议教育部以古老的智慧，将“专业类国标”继续悬搁起来。

在2018年的开始，我们是否需要清晰地认识到，“未来已来，唯变不变”？

（作者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现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