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顶，展飞檐，檐下飞雨燕。青色砖墙白玉栏，校园是摇篮。”100年前，在一座中国宫殿式建筑里，一颗现代医学的种子萌芽了。

1917年9月，北京协和医学院举行奠基仪式。100年来，这座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东方的约翰·霍普金斯”的医学院，造就出一大批中国医学界泰斗，张孝骞、林巧稚、黄家驷、诸福棠、曾宪九、吴阶平、吴英恺……璀璨群星，照亮了中国现代医学的天空。一部协和史，就是半部中国现代医学史。

百年风雨，薪火相传，屡建奇功。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启了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河，为中国的卫生与健康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言传身教，协和人是“熏”出来的

20世纪初，中国人被西方称为“东亚病夫”。为了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一大批有志青年来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寻求济世救国之道。

“小而精”，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秉持的办学理念，强调“高进、优教、严出”，精雕细刻，严格淘汰，宁缺毋滥。1917年9月，医预科开学，招收8名学生；1919年10月，医本科开学，招收9名学生；到1924年毕业时，仅剩3人。1957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合并，形成教学、科研、临床三足鼎立的格局。近百年来，协和八年制毕业生不超过3000人，但对中国医学界的影响十分深远。

北京协和医学院创立了以“三基三严”为标准的医学教育模式，培养出一批批医学领军人才。“三基”是指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三严”是指严肃态度、严格要求、严密方法。大师云集的协和，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导师言传身教，学生全力践行。一个人置身其中，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便有了一种协和气质。有人说，协和的学生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熏”出来的。

严谨，是协和人最具代表性的精神。协和的内科大查房，被称为“协和一景”，在全球医学院校中极为罕见。数百名协和医生济济一堂，为一位病人会诊，解决疑难问题。大查房的“大”字，不仅体现在参加的医生数目之多，还体现在各科医生的大视野大思维。从顶尖专家到年轻医生甚至医学生，激辩交锋，相互启迪，折射出协和人敬畏生命、尊重科学的品格。

“熏”，不仅在学术上，也在做人上。拥有一颗人文“心”和一个科学“脑”，是协和医学生必备的素质。在协和，当年轻人看到老前辈跟病人谈话时面带笑容，检查中细问病人痛不痛，自然就懂得了如何善待病人。张之南教授曾遇到一位病人大口呕血，他毫不犹豫地俯下身去用痰盂接呕吐物，用毛巾给病人擦嘴，弄得自己满身是血。事后，他的学生告诉他：“您的行动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大夫怕不怕病人弄脏自己，是躲闪还是向前，病人会有多么不同的感受啊！”

“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关爱”，这是老协和人留下的传统。著名妇产科专家郎景和说：“孩子再年少，医生也要像对老人那样尊重他；老人再年长，医生也要像对孩子那样关照他。”新一代协和人没有丢弃传统，依然把“关爱”视为最珍贵的“处方”。

重视临床，协和人是“泡”出来的

住院医师制度，是老协和沿袭下来的一项临床医生培养制度。一名医学生毕业后，必须先当3至5年的住院医师，不论昼夜，随叫随到，及时了解患者病情变化。经过历练，佼佼者登上住院总医师的“塔尖”，其责任最重大，工作最辛苦，锻炼也最全面。老协和的住院医师，长年住在医院、“泡”在病房。有人说，协和医生是“泡”出来的。

著名医学家张孝骞强调在临床工作中接触病人，掌握第一手资料。他说：“病人把生命都交给了我们，我们怎能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认为，医学不像其他学科可以通过定律进行推导、通过公式进行演算。同一种疾病，在不同人的身上有不同的表现。每个病例，都是一道研究课题。在病人面前，医生永远要当小学生。

重视临床，是协和人的“传家宝”。有一位病人痰中带血，下肢浮肿，入院化验结果是尿中有红血球。主管医生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征。张孝骞参加了会诊，也同意这个诊断。回到办公室后，他放心不下，唯恐诊断中会有疏漏。经过反复思考，第二天他又到病房为病人做了一次检查，证明不是肺—肾出血综合征，而是移形性血栓静脉炎。这种静脉炎，造成了肺、肾等多脏器损害，给人一种假象。

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她长年住在医院里，唯一的伴侣就是床头那部电话，只要电话一响，马上出现在病房。她终身未婚，却被誉为“万婴之母”。在她亲手接生的上万名婴儿中，有不少取名为“念林”“爱林”“敬林”“仰林”。林巧稚说：“我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

100年来，协和人始终坚持到病人中去、到临床中去。医生不是只看各种检查、化验结果，而是密切观察和接触病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不到协和心不死”，这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老百姓认协和，正是因为这里有一大批临床经验丰富的好医生。

郭惠琴是协和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也是协和医院胸外科的“女超人”。她长期“泡”在手术室，有时一天做四五台高难度手术，经常从清晨熬到深夜。在学生眼里，她是“悬崖上走钢丝的人”，因为她收治的病人大多是肺癌晚期，其中不少被认为“没有治疗价值”或者被判了“死刑”。然而，她凭借仁心妙术，把一个又一个病人从死神手里拉回来。10余年来，郭惠琴成功完成了数千例危重疑难肺癌手术。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她将外科和内科、西医和中医有机结合，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个体化综合治疗理念，使晚期肺癌患者的生存率大幅提高。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协和人的价值观没有变。病人利益至上，一切为了病人，永远是协和人奉行的“金标准”。

脚踏实地，协和人是“走”出来的

“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这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任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兰安生的名言。100年来，协和人心系苍生、胸怀祖国，涌现了一大批“顶天立地”的英才。

1923年，兰安生受聘来到协和医学院。他提倡走出医院，走进胡同，超越个体，关注社区，使临床医学和社区服务融为一体。他在北京创立“卫生示范区”，关注居民从生到死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他让学生了解社区居民的卫生状况，从群体而非个体的角度思考问题，努力提高大众健康水平。协和将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相结合，堪称中国医学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

1932年冬，协和毕业生陈志潜来到河北定县。这位医学博士脱掉“白大褂”，换上“灰长衫”，从城市走向农村，掀起一场中国农村的医疗保健革命，在区域内消灭了天花、霍乱和黑死病，避免了疫病流行。他建起中国最早的“三级卫生保健网”，培养了最早的乡村“赤脚医生”，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之父”。

从兰安生到陈志潜，师生二人，以协和为起点，将触角延伸到更广阔的天地，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卫生之路。他们用行动证明，协和人不是坐在诊室里的“学者”，而是脚踏实地的“行者”。

100年来，协和人从未脱离社会和大众，既用显微镜观察细胞，也用望远镜观察世界。他们怀着报国之志，致力于推动医学进步，成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顶梁柱。

20世纪60年代初，协和人顾方舟带领团队研制出小儿麻痹糖丸疫苗，立下我国公共卫生史上的里程碑。为了检测疫苗安全性，他和科研团队成员把自己的孩子作为第一批受试者。随后，我国大范围推广糖丸疫苗，使小儿麻痹得到有效控制，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自1994年10月以来，我国未发现一例本土脊髓灰质炎野毒株引发的病例。

无论在任何时期，协和人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从抗击非典到抗震救灾，从卫生支边到医疗援外……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协和人的身影。自2002年起，协和医学院每年都派出医务人员赴新疆工作，他们主动克服困难，为当地患者解除病痛，出色完成援疆任务，促进了边疆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100年间，协和人不辱使命，成为中国医学界的旗舰和标杆。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说：“协和人是有风骨有情怀的，也是讲责任讲担当的，协和人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发挥了‘排头兵’和‘火车头’的作用。”

青砖碧瓦，红顶雕栏，诉不尽风雨春秋；雨燕翱翔，衔泥筑巢，道不尽赤子初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协和人正怀着满腔热忱，绘制下一个百年蓝图，续写下一个百年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