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想看，一般而言，一个作物品种审定后在生产上应用的时间也就在十年左右。所以，坦率地讲，科技人员研发出的某个转基因作物品种，在获得安全证书后，如果当时不能及时产业化，再过十年也许就没用了，因为更新的品种又出来了。”日前，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前校长许智宏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达了对中国转基因产业发展缓慢的惋惜。

许智宏认为，这使科学家的不少研究成果被搁置，影响了中国转基因产业化的发展进程。

澎湃新闻：近十年来，中国没有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进入产业化阶段。为什么推广这么缓慢？

许智宏：当然，国家在推广转基因作物品种的时候会考虑很多因素，比如社会经济、食用和环境安全性、公众接受程度，等等，但与国际上相比，我国产业化确实是比较缓慢。除了以前批准的转基因抗虫棉和抗病毒番木瓜外，十几年来就没再批准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的产业化应用。

2008年，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启动，研究对象包括5种作物：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3种家畜：猪、牛、羊。到2020年国家在这个重大专项上的总投资约240亿元人民币，专项的主要目标内容就包括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及其产业化。

我国有一整套有关转基因作物的管理监督法规，我完全赞成应严格执行这些法规，但问题是，特别是在获得安全证书后，也要让科技人员知道他们还应该做什么？对于其后的每一步，涉及到的科技人员反映缺乏具体的操作措施。

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的团队研发的抗虫水稻和中国农科院范云六院士的团队研发的转植酸酶玉米都曾获得农业部颁发的安全证书，但有效期仅五年，到期了延期申请批准又有五年，但即使如此，不少科技人员依然怀疑这几个品种能否真正产业化。

你想想看，一般而言，一个作物品种审定后在生产上应用的时间也就在十年左右。所以，坦率地讲，科技人员研发出的某个转基因作物品种，在获得安全证书后，如果当时不能及时产业化，再过十年也许就没用了，因为更新的品种又出来了。

澎湃新闻：中科院水生生物所朱作言院士研究的转基因鲤鱼比美国的转基因三文鱼早了三年。如今，转基因三文鱼已走上人类餐桌。

许智宏：我国对转基因鱼的研究要比国外的转基因三文鱼早。中科院水生生物所朱作言院士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即开始研究转基因鱼，是国际上获得转基因鱼的第一人。他领导的团队用草鱼的生长激素基因转入鲤鱼，获得了快速生长的转基因鲤鱼。与四倍体鱼杂交后产生的三倍体鱼不育，确保了环境释放的安全性。这与市场上的无籽西瓜相同，因为三倍体没有生殖能力，不会繁殖后代。选育出的“冠鲤”的生长速度达8个月长到1-2公斤，而美国选育出的三文鱼“水优”长到1-2公斤需18个月。转基因重大专项启动时，动物方面的研究对象有猪、牛、羊，但在决策时却把这个技术上做得最好、进展最快的转基因鲤鱼排除在外，挺遗憾的。

当时也有专家提出用转基因技术培育速生、优质、抗干旱盐碱的树木品种。在森林生态和林业生产方面，“十二五”期间，中国商品木材总需求达到了3.6亿立方米，木材对外依存度已达43%左右。在这方面，抗旱耐盐的速生转基因杨树，已在进行田间试验。今年终于把几种重要的木本植物的转基因研究列入了转基因重大专项。

澎湃新闻：那转基因棉花和番木瓜推广的时候也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吗？

许智宏：那个时候也是情境所迫吧。上世纪80年代我国棉区遭受棉铃虫的严重危害，棉花严重减产，一些地方甚至绝收。棉花是我国农田中使用农药最多的作物，根据棉区当时的信息，由于连年大量使用农药，棉铃虫抗性增强，据说甚至把棉铃虫浸在农药中都不死。当时全球一年农药的贸易量约为200亿美元，而中国棉田每年农药及其施用的费用就有约2.4亿美元！

解决棉铃虫的问题，也是解棉当时种棉农民的当务之急。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就设了转基因抗虫棉课题，虽然我们比美国晚了几年，但我们中国科学家没几年就研发出来了，开始推广中国自己的品种。那时美国孟山都来中国华北地区推广他们的转基因棉花，但在后来，中国科学家自主研发的抗虫棉打破了美国的垄断地位，这也促使美国公司逐步退出中国的抗虫棉市场，而转向印度。

客观上，我国棉区很大，各地气候、土壤等环境有很大差异，大作物很难由一两个品种包打天下，而必须在短期内培育出一批适于各地的抗虫品种，做这方面的工作，中国有优势。我国转基因棉花新品种的培育，从2008年到2015年，已育成转基因新品种147个，累计推广4亿亩，占国内市场份额95%。抗虫棉的推广减少农药用量达40万吨。印度因为没有自己的转基因棉花，现在印度的抗虫棉基本上用的是美国抗虫棉，棉花种子的费用就高了。所以，中国如果当年自己不做这方面的研发，那么抗虫棉的市场也就早被国外公司占领了。

番木瓜环斑病毒最早是在夏威夷发现的，是严重危害番木瓜的病害，上世纪后期几乎摧毁了全球不少地区的番木瓜产业。我国华南地区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即发现此病危害，随疫情加重（发病率增加可达90%以上），同样导致产量大幅减低、品质下降。美国研发的抗病毒转基因番木瓜在1998年获得安全认证，並迅速推广种植。由于病毒的株系不同，美国的转基因番木瓜对华南、台湾地区的病毒不具抗性。我国华南农大研发的抗病毒转基因番木瓜在2006年获得安全证书，随后也迅速推广种植，拯救了我国的番木瓜产业。

澎湃新闻：“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称，“十三五”期间要加强作物抗虫、抗病、抗旱、抗寒基因技术研究，加大转基因棉花、玉米、大豆研发力度，推进新型抗虫棉、抗虫玉米、抗除草剂大豆等重大产品产业化等。业内很多人认为，2020年前将会有转基因作物产业化。你怎么看？

许智宏：我还是有信心的，比如说大豆和玉米都是很有可能的。中国每年进口那么多大豆，去年达到8200万吨，基本上也是转基因的，而且我们也在进口转基因玉米。科学家都在说为什么我们自己培育的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不能产业化。这好像都是说不过去。何况中国科研人员手中还有一批转基因抗旱耐盐、品质改良的品系（如：通过改变淀粉组成提高抗性淀粉的含量，使之适于糖尿病人食用、也可通过转基因大幅度提高特定维生素的含量，等等）。

澎湃新闻：近年来，中国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推广比较缓慢。哪些国家发展比较快，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吗？

许智宏：2016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是20年前的110倍，增长非常快。美国转基因农作物占的比例最高，其次巴西，然后是阿根廷，第四是加拿大，中国现在到第八了。中国原来是第二的，现在退到了第八。在排名前五位的国家中有三个是发展中国家：巴西、阿根廷、印度。

巴西的转基因产业化推广发展就比较快。巴西推广应用转基因技术比中国开始晚很多。巴西环保部原来的政策也不允许在巴西种植转基因作物，但是转基因大豆性状优良，农民并不理会环保部的政策而大量种植。时任总统在充分了解情况以后，就宣布巴西转基因大豆合法，并及时修改法律，从而加大了对转基因作物研发的支持和投入，加速了转基因大豆、玉米和棉花的种植。

巴西在2016年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到全球的26.5%，排名世界第二。巴西分别在1998年、2005年、2008年批准种植转基因大豆、棉花和玉米。2000年以来，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增加1.48倍，单产增加27%，总产量增加2.14倍，出口占总产54.16%，转基因种植率96.5%。2004年以来，转基因玉米面积增加47%，单产增加94%，总产增加1.84倍，出口占总产的29.17%，转基因种植率88.4%。2004年以来，转基因棉花面积在100万公顷左右，单产增加42%，出口占总产的43.25%，转基因种植率78.3%。巴西已由一个农业基本是自给型的，转变成为一个典型的出口型农业强国。

澎湃新闻：一些新闻报道中提到的，有些地区存在非法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事情，你怎么看？

许智宏：我国已有一整套转基因的法规，从总体上说现在中国对转基因作物的监管还是严格的。但是问题就是，有人提出中国这么大，能完全管控得住吗？我觉得出现个别地区的案例，一种是个别种子公司在销售非法种子。多年前在转基因专项的专家会上我就建议应加强对种子公司的监管，防止还没有批准的转基因作物种子流入种子市场，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控制。作为研发单位的研发人员，也有责任防止在批准产业化之前严防种子外流。同时，对那些经过了严格的科学评估的材料，也应及时依法审批，根据国家的需求，适时推动我国转基因产业化的进程。

澎湃新闻：中国对于转基因标识采用的是“零容忍”的强制性制度，即只要产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就必须标识。据了解，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进行定性标识的国家。

许智宏：这个也表明我们监管要求更加严格。在转基因问题上要求比较严苛的欧盟、日本、韩国也只是选择“定量”标识。需要标识转基因成分的阈值，只有超过这个阈值（欧盟为0.9%以上，日本为5%以上，韩国为3%以上）时，才需要标识。因为我们现在批准产业化的作物种类还很少，随着种类的增加，这种“定性”标识的做法会有困难。我个人觉得随着中国转基因产业化的产品的增加，这种“零容忍”的政策会进行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