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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温才妃

今年6月，国内首设艾滋病感染学生高考考场。如今，考场上16名艾滋病感染者中，有15名学生考取大学，即将开始求学之旅。然而，这一消息的公布却引起了部分网友的恐慌——由于我国规定不得公开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不少人开始担心，会不会一不留神跟艾滋病感染学生住进了一间宿舍。

据一则媒体调查显示，六成人表示可以接纳艾滋病感染者一起工作、学习，但是并不愿意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实际上，不只是艾滋病，像在我国高发的乙肝、结核病等传染病，每每在人群中提及也是谈病色变。那么，究竟这些传染病是否会影响到一同饮食起居的同学？保护隐私与保障周边人健康安全，又该如何平衡？

恐惧源于无知

作为国内高校最早成立的红丝带协会之一，从2007年起，浙江大学红丝带协会每年暑假都会坚持去河南艾滋病村支教，为那里的留守儿童点亮一盏心灯。

每次出发前，指导老师、浙大城市学院医学院副教授沈王兴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负责向家长作安全解释。“有些家长听完解释放心了，个别家长怎么说都不让孩子去。这种情况每年都会发生。”

那么，究竟大学生能否与艾滋病感染者同吃同住，这既是家长的疑惑，也是开头那则新闻中网友的疑惑。

为此，《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副主任医师李侗曾。据他介绍，艾滋病存在三种传播途径——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坚持吃药、定期检查，艾滋病是没有传染性的，条件是需要艾滋病感染者终身服药，一旦停药就有传染的可能。

“目前，大学生之间的艾滋病传染以性传播为主。即便是血液传播，被传染的前提也是双方均有伤口接触，且艾滋病感染者停药后具有传染性。”李侗曾说，“在一起吃住、参加体育活动，有可能会受伤见血，由此造成的心理阴影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学校最好给他们单独安排宿舍，这也是为了保护艾滋病感染者每日服药的隐私。”

有同样传播途径的还有乙肝。据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副教授闫杰介绍，在中国与国际通行的《乙肝防治指南》中，乙肝被明确指出通过血液、体液、母婴传播，不通过消化道、呼吸道及皮肤传染。

为了避免公众的恐慌和对乙肝感染者的歧视，在中国版的防治指南中专门提到普通人与乙肝病毒感染者共同生活、工作、就餐、就寝等日常接触是不会传染的。“这其实就是专门为了学校卫生而写的。”闫杰补充道，这也是如今高校不对乙肝学生作日常隔离的依据。

闫杰告诉记者之所以传播途径相同，但处理态度不同，是因为不同于艾滋病的无疫苗，乙肝有疫苗可防治，打完三针乙肝疫苗就会产生乙肝表面抗体，保证不被传染。

医生诠释了恐惧，但住在人心里的恐惧依然挥之不去，这又是为什么呢？

背后是政策不到位

就在记者采访闫杰的十分钟前，一名大学新生刚刚走进了他的诊室，这名新生在入学前被查出乙肝表面抗阳性，被所在的大学要求复查。

而事实上，早在2010年，卫生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三部委就曾联合发出通知，禁止用工体检、入学体检、普通体检中进行乙肝筛查。

然而，即便有了三部委禁令，很多被禁止的事情还是在继续，现实很是无奈的。

早年，北京市儿童入读幼儿园必须做乙肝筛查，现在只需检查肝功能，前者已被政府叫停。闫杰告诉记者，事实上，肝功能异常是乙肝病变的重要指标之一，真正有可能由感染乙肝发展成慢性病的人群是5岁以内的儿童，此时他们的免疫力尚未健全，而成年人病变的概率不足5%。

2000年是中国开始普遍接种乙肝疫苗的时间点，在那之后出生的孩子表面抗体的携带率达到80%以上。“现在大学新生几乎都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群，为什么幼儿园孩子停止检查乙肝指标，而作为成年人的大学生还在被查？这是没有任何科学道理的。”闫杰感慨道。

与乙肝筛查的“有令不遵”不同，艾滋病在高校的预防宣传则反映了政策的滞后。

从去年起，北京市教委要求大学新生入学都要接受防艾教育。作为国内最早开设性教育课堂的首都师范大学，其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也参与其中，在京内多所高校宣讲。她向记者介绍，这是一门为时两小时的讲座，专门讲解性传播中的艾滋病知识。“给新生普及性教育中的防艾知识是从去年开始的，也就是说，如今正在上大三乃至之前的学生，可能没有普及相关知识。”

“这反映了中国人总体对健康的关注程度并不高。尽管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健康优先成为我国的一个战略，但政策能够落地并产生实效，还有待时日。”北京大学社会医学与健康系副主任常春教授如是说。

平衡隐私与安全

“几乎没有人公开艾滋病感染者身份，让他们禁欲也不现实，其他人岂不是要遭殃？”知乎上一则网友的提问，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

朱力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招”的，她也是我国第一个公开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身份的女大学生。公开身份后，她默默地承受了诸多异样的眼光，也被很多机构、大学邀请去作演讲交流。

就像是天平的两端，保护患者隐私与保障周边人安全是一对矛盾体，此消彼长，似乎难以平衡。

在艾滋病感染者身份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保护支教者自身安全是必须着重强调的。每年出发去河南支教前，沈王兴都再三嘱咐队员，如有外伤，尽量避免伤口与他人接触。由于安全措施得当，11年过去，从未有队员因支教染上艾滋病。

而在采访中，包括沈王兴在内的所有受访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以当前大学生乃至社会的认知程度，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并不宜公开，公开后易产生歧视、恐慌，给其增加心理压力。

专设艾滋病感染者考场的行为，在常春看来并不妥当，艾滋病传播不涉及呼吸道传染、皮肤传染，专设考场把艾滋病感染者考生推到了风口浪尖，反倒形成了不必要的恐慌。“社会、学校、媒体要把他们普通化，而不是特殊渲染。”

“高校应该做的是，在保证隐私的前提下，尽量给他们安排单独宿舍，保证学生顺利拿到抗病毒药物、定期检测，帮助他们完成治疗。这也是一个分清责任的证据，至少证明学生在上学期间不是在校内感染，而是来自其他途径的感染。”李侗曾说。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传染病都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而不公布患者身份的，比如肺结核。

北京胸科医院结核一科主任医师段鸿飞告诉记者，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日常接触是可以感染的，大学是人群密集之所，一旦有大学生发病，其室友、同学都要进行结核病筛查。从这个角度来说，病人的身份是可以被知道的。

他进一步指出，有三种情况学生必须休学治疗——菌阳肺结核；胸部X射线显示肺部病变广泛，或者伴有空洞；明显的肺结核症状。经医生判断治愈才能复学。

怎样保障其他学生的安全？他认为，首先就是病人不应该隐瞒，发现典型的症状如咳嗽、咳痰超过两周应及时就诊，确诊肺结核后应该及时告知学校，学校也要立刻采取相应措施。

健康教育亟待补课

眼下，浙大城市学院红丝带协会会长朱方圆正在参与“大学生防艾与性健康教育进课堂调查研究”的活动。这项调查的范围是在校生，“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但当前数据显示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没有必要开课，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艾滋病离我们很远’”。

与学生的“漫不经心”相对照的，则是专家的“亟待解决”。

躁动的青春期，性传播是大学生群体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径。常春通过调查发现这些年来大学里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在提升，并且随着年纪的增加比例在增高。与此同时，女生怀孕、流产的比例也在增长。

“然而，中国开展性教育课程的高校少之又少。”常春指出，尽管《“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学校的健康教育，但强调的却是中小学，并没有真正地把大学考虑进去。

相对于集中在“世界艾滋病日”的展板、广播等防艾宣传，在常春看来，开课是一种更系统、更规范的形式，不论课时长短、开课形式如何，“起码应先在高校普遍开设性教育课程，且不是泛泛而谈”。

实际上，在张玫玫的性教育课堂上，她总会点得很透彻。就像剥一个洋葱，从性交行为与爱情的关系，为何是检验真爱的重要标志；到对方提出要求，需要考虑承担哪些结果，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答应；到如何做到身体和心理的安全……一步步与学生讨论得很细致，使得大学生能够做出无伤和适合的选择。

这样的课堂真实直白，她会在课堂上检验学生掌握安全套的使用情况，并当面点出学生“掌握的疏漏”。之后，使学生完整地掌握安全套使用的正确时机、方法。

“课堂上要勇于和学生讲解，如果总是刻意回避，总在念叨着‘性行为是不安全的传播途径，不要轻易尝试性行为’，学生很难做到知行合一。”张玫玫如是说。

而课堂之外，更需要的是全社会“补课”。

“医生不问病人是怎样得病的，我们的社会也需要这种心态。”张玫玫表示，关爱艾滋病感染者应该接纳、帮助他们，让他们感受关爱进而帮助他人不再成为感染者，而不是因为缺少关爱报复社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关爱艾滋病感染者于己于他都是有益的。

就如何解决覆盖面小的问题，李侗曾认为，光靠课堂不够，借助名人的力量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比如刘德华作为乙肝感染者与乙肝防治大使现身说法，带动了更多明星的加入。“艾滋病也有很多形象大使。不妨与时俱进，每代大学生都有自己的偶像，如果能邀请他们来做防艾宣传，效果会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