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写智库报告，不知道写成什么样子，经常写成400页的大开本书。”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陈安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样的智库报告最后都成了被丢弃在角落的“负担”。

而如今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中国智库建设，在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下，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政府建言的渠道更明确了，然而专家也指出，这条渠道到了应当更规范、更科学的时候。

高涨的热情

2015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发挥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在专家看来，政府对智库建设的支持与鼓励，体现了国家对规范提供政策咨询建议的需求，也激发了国内智库建设的活力。

“各方面建设智库的热情很高，以智库冠名或将智库作为其主要职能的机构和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说。

“已经有好几千个。”谈到如今智库蓬勃的发展陈安如是说。在国家的鼓励下，一个立体化、全面的智库网络已经初具规模。

各方的积极响应，令智库为国家建言献策的渠道变得日趋明确、清晰，也令咨询报告该怎么做在摸索中走向成熟——文章开头提到的动辄几百页的大块头报告，逐步被主题聚焦、短小精悍的千字文所替代，智库专家提建议的内容，也逐步变成了一个“产品”，经由渠道传递、交流。

然而如此迅猛的智库发展，还是引来了专家的担忧。“现在智库一哄而上，有点多，有点乱。”河南理工大学太行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夏保成说。

该给智库设个槛

“一哄而上”并不是潘教峰最担心的问题，他更担心智库的无序发展带来“有库无智”的乱象。在他看来，智库的建设应当有着严格的标准和门槛，而当下的智库建设，质量问题已日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智库的建设标准和功能定位需要进一步明确；智库问题研究缺少系统论角度全过程方法体系的认知，缺失科学规范的智库研究范式；各类智库机构的报告层出不穷、汗牛充栋，但对报告的审核缺乏专业的质量标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难有保障，潘教峰指出，上述三大问题是当下的智库建设质量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对智库建设中暴露出的问题，陈安也有自己的看法，“智库的人应当真正了解行政的基本逻辑，只顾提建议，可行性做了多少调研，实际反馈如何，又如何修正，很多都没有想清楚。”他说。

缺乏规范与标准，智库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免打了折扣。“我们很多智库工作人员，基本不了解政府决策过程和关心什么，真正能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参考的价值不大，拿不出有价值的东西。”夏保成说。

用科学手段提科学的建议

“政府决策与智库之间如何构建因果、相关关系是很困难的。”陈安称，“生产一个产品、建议，必须要有一个规范的过程，不能闭眼睛一想就一个建议。”

对于智库，特别是科技智库建设，潘教峰在多年研究基础上已提出一套DIIS理论方法，即收集数据、揭示信息、综合研判、形成方案。通过这样规范化的流程，他希望将智库为政府提供的政策咨询规范化、流程化。

“系统性方法体系缺乏的问题在智库咨询研究中相当普遍地存在，需要对智库研究的一般过程进行总结。”潘教峰说。

一方面自身总结经验、不断摸索，另一方面向国际先进经验“取经”也是推动我国智库建设的有效方法。

如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通常会就相关问题集成报告后，再分发给相关专家影响专家的看法，而后再由专家反馈形成新的报告内容，如此反复，最终让相关专家对同一问题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最终生成咨询报告。专家表示，对国内处于发展中的智库而言，如兰德公司等国际著名智库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潘教峰最后建议，要推动我国智库在政府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体制创新为人才这一根本提供更大的自主权，同时构建智库与政府决策部门之间的“旋转门”，形成有序健康的人才双向流动机制。此外，智库还应以实际需求为牵引，关注在实践中急需的决策需求，同时，利用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智库研究平台，提升智库研究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