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程开甲（中）和科学家们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参观现场
本报作者 米艾尼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首次颁授军队最高荣誉“八一勋章”。中科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是首批“八一勋章”获得者中最年长者——授勋两天后的7月30日，亲友为他庆祝了百岁寿辰。
程开甲是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核试验技术总体负责人。
他的名字，与中国核试验基地紧紧联系在一起。
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腹地的这座基地，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马兰。马兰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能在最贫瘠的土地上绚烂绽放；马兰基地是一座数十年不为人所知的隐秘所在，却爆响了震撼世界的惊雷。
从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1996年中国进行最后一次核试验，30多年的时间里，包括程开甲在内，前前后后曾经在这片戈壁滩里参加核试验的基地官兵和技术人员不下10万人。这是一群默默无闻的“马兰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数十年里，极少有关于他们的报道。
但是，“马兰人”的功勋，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不会忘记。现在，随着档案的陆续解密，我们能够讲述一下“马兰人”和马兰基地的故事了。
从敦煌到罗布泊
“有一个地方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它，请西出阳关，丹心照大漠，血汗写艰难，放着那银星，舞起那长剑，擎起了艳阳高照晴朗的天……”
这首《马兰谣》记录的就是被誉为“共和国原子城”的戈壁绿洲马兰的故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马兰爆炸成功。
而在被确定为核试验基地之前，这里并没有专门的名字，只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
中国核试验基地最初的选址，其实不是这片无名戈壁，而是早已闻名于世的敦煌。
20世纪50年代，新生的中国，一直被笼罩在核恐吓的阴云中。
1955年1月15日，李四光、钱三强等人被请到了中南海的丰泽园。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这一天，中国开始了研制核武器的艰巨而又伟大的征程。
研制核武器，不仅要从零开始造出原子弹，这颗原子弹必须炸响才算成功。这也就意味着，在核武器研制的同时，就必须要找到一块足够广大、足够荒凉的核武器试验场。
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指示：“关于导弹基地、原子弹试验基地选场问题交给陈锡联，他是炮兵司令，这几年跑的地方多。选好了交给工程兵司令陈士榘，由他的工程兵负责建。安排部队的事情，荣臻同志多操心，最好是成建制拉过去，这样利于保密。”但实际执行中，前期原子弹试验场的选址工作，主要还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的。
在勘察过青海西部、内蒙古西部、新疆东南部等多个地区后，苏联专家建议把核试验场设在敦煌西北地区。
1958年夏秋之间，一群身穿便衣的军人悄悄来到了敦煌，在古阳关外的大戈壁上安营扎寨。
几天以后，一位中央的“大人物”也来到这里，此人正是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
在鸣沙山下，彭德怀秘密接见了这支队伍的两个负责人：队长张志善和政委常勇。
张志善报告说：“我们是0673部的。”彭德怀当时就笑了，说：“你们对我还保密啊，0673就是原子靶场嘛……”
这段对话的背景，是中央军委当年4月决定组建两支队伍：0673部队负责建设原子靶场，0674部队负责建设原子仓库。这两支队伍里的很多干部都来自于商丘步校，常勇是学校的政治委员，张志善是副校长，接到任务以后，学校的干部一分为二，一半去0673，一半去0674，常勇和张志善都被分到了0673部队。
到了1958年10月下旬，敦煌地区的勘察工作基本结束。时任工程兵司令员的陈士榘带领工程兵设计院、总后营房部等单位组成的工作组以及苏联专家到现场勘察，最后确定了各场区的位置。爆心定在了敦煌西北方向130～150公里处，指挥区距爆心60公里。
敦煌核试验基地即将动工，0673部队部队长、核武器试验靶场主任到任了。他就是战功赫赫的张蕴钰。
张蕴钰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入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历练成长，从普通一兵直至军副参谋长。抗美援朝期间，15军在上甘岭打出威名时，军参谋长正是张蕴钰。归国后，张蕴钰任第三兵团参谋长，经陈赓大将推荐，就任0673部队的主任。
在对靶场位置进行实地考察后，张蕴钰恼了。
现为总装备部政治部创作员、一级作家、大校军衔的彭继超曾在马兰基地工作生活33年，走访了数位“马兰人”，也写下了一系列核工业题材的作品。
他告诉记者，张蕴钰曾跟他详细说起过这段往事。
张蕴钰坚持认为，敦煌不合适作为原子靶场。他的考虑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敦煌莫高窟是老祖宗留下的中华瑰宝，核试验像地震一样，一下子就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给震没了，这可是负不起的大罪过。二是没有水源，松土层太厚，而核爆炸产生的烟尘太大，烟尘太大就会随风扩散，造成核沾染区。三是试验当量太小，只能试验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显然不能满足中国核事业发展的需要。
据后来的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志善说：“张蕴钰同志问为什么选在这里，我说苏联专家定的，能搞2万吨。张蕴钰同志说，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
张蕴钰马上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书面上报。说来也巧，中央同时接到了苏联一位专家的来信。原来，苏联专家也有不“坑人”的，信中说敦煌不适合建场，建议将靶场中心区移到罗布泊地区。
结合张蕴钰的报告和苏联专家的来信，中央同意核试验基地重新选址，就定在罗布泊。
1958年12月24日，张蕴钰带领勘察小分队从敦煌出发，经玉门关向西，向罗布泊疾驰而去。直到次年春天，疲惫的勘察队员们终于在干旱的罗布荒原发现了清冽的博斯腾湖。
张志善当时起草了一份电报给中央，电报上写道：“这里土地肥沃，能种菜、种粮，这里水源充足，水是甜的，还带有香味……”据说，万毅看到电报后笑着说：“水还带香味，他们都成了诗人啦……”
最终，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罗布泊西端的10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定为中国唯一的原子靶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面积47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而核武器试验场的面积有10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江苏省的大小。
原马兰基地司令员马国惠告诉记者，之所以圈定1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面积，和原子弹、氢弹的破坏半径有关，“300万吨氢弹的安全半径为150公里，这样算来就要有大约9万平方公里，所以10万平方公里的军事禁区是完全必要的。”
作为原子靶场，这里堪称完美：地广人稀、远离城镇、有水源且不在地震带上。
基地位置确定的同时，生活区也获得了一个“诗意”的名字：马兰。
马兰之名，来自在这里旺盛生长的马兰草。部队选的生活点，原来是一片盐碱湖，一条天然水沟从中流过，两旁长满了马兰草。初夏时，基地领导在此规划蓝图，正值马兰花盛开，张蕴钰提议，大家一致赞同，此地就命名“马兰村”。
1959年6月13日，总参谋部正式通知：原子靶场改称核试验基地，这一天，就是马兰基地成立的日子。
那时的马兰基地，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先期到达这里的指战员们，自己动手挖了地窨子作为临时的住宿和办公场所。马兰基地的第一次党委扩大会就在一个地窨子里召开。
当时，一窝小燕子正在地窨子的房梁上破壳出世。张蕴钰提醒每一个来开会的人：把脚步放轻，嗓门压低一点，别惊扰了燕子。
许多年后，当彭继超向张蕴钰提起关于一窝燕子的小插曲，老人说：“大漠上有这些小生命，不易。”
那一天，中国核试验基地波澜壮阔的工程伟业，就在燕子的呢喃声里宣告诞生了。
扎根荒原
1960年初，上万名解放军官兵、工人，从四面八方云集戈壁滩，马兰核试验基地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正式开始。
大批物资、精密仪器和贵重设备不断从全国各地调运到试验场，正当此时，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上马”还是“下马”的冲击波，却从内地传到了这里。
中苏关系破裂，是这段波折最重要的导火索。
1957年，正在蜜月期的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武器，其中包括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样品和图纸资料。
这一协定的执行在签订之初还比较顺利。但是，当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要求遭到拒绝后，苏方对该《协定》的执行表现出不积极态度。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1960年，苏联撤回了全部在华专家。
中苏关系的突然变故，给中国建设事业造成重大困难，特别是核武器研制，几乎要从头开始。
“1961年的夏天，在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部门，产生了‘上马’、‘下马’的激烈争论。”彭继超说。
主张“下马”的，一是强调苏联的援助没有了，二是认为导弹、原子弹技术高度复杂，仅仅依靠我国当时尚不发达的工业和落后的科技力量，恐怕难以造出“两弹”，三是指出“两弹”花钱太多。
根据彭继超的了解，聂荣臻当时是坚决反对“下马”的。他提出的理由是，“两弹”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铀矿资源也能满足需求，特别是有一批爱国的科学家，所以这个事业不能放弃。他甚至公开说：“不搞出‘两弹’来，我死不瞑目。”
针对日见激烈的争论，聂荣臻签发了一个名为《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给毛泽东。
当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尖端要搞，不能放松。关于“上马”、“下马”的争论才止息。
曾经的政策波动传播到千里之外的罗布泊，对刚刚干劲十足地建设基地的官兵们来说，情绪上确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彭继超在《罗布泊丰碑》一书中写到这一段。当时，甚至有上级机关的干部来到马兰说：“原子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造出来，基地部队可以去种地、放羊，机关可以搬到无锡去，等国家经济好转了再搞建设。”
一向温文尔雅的张蕴钰急了，他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两年不搞我等两年，中国总要有原子弹！”
1961年前后，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基地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基地编制不得不缩减，部分干部调走了，供给的标准也降低了。
不仅如此，由于基地车辆也少了，本来已经很少的口粮经常运不进来，张蕴钰就带着常勇他们往返20多公里，把口粮一袋一袋往回扛。
有时水供应不上，基地的人们半个月都不能洗澡，甚至用洗脚水蒸馒头。
马兰基地的情况从1962年开始慢慢得到改善，1962年底，周恩来出访亚非拉国家归来，途经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在一次晚餐中，周恩来站起身来说：“我们国家在新疆有一个原子武器靶场，他们在戈壁滩上条件很艰苦，任务很艰巨，希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给予帮助，大力支持。”
周恩来的这几句话，大大振奋了马兰基地的人们，也是对“下马”之说最有力的驳斥。
基地缺少车辆的困难反映到中央书记处，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亲自跟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商量，决定把北京市刚领到的400辆“解放”牌汽车全部调拨给基地。
到了1962年，基地的建设工作又重新走入正轨。
负责两弹工程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在1962年9月正式向中央提出了“两年规划”：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为了强有力地领导我国尖端武器的研制，中央特别组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部门，叫做中央专委。中央专委的全称起始叫做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后来随着工作的发展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这个以周恩来为核心的中央专委全面负责两弹工程。
两年的时间爆炸一颗原子弹，任务相当紧迫，全国26个部委和20个省市自治区900多家工厂、院校、科研单位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作为这场大会战最前沿的马兰核试验基地，虽然厂区的道路、通讯工程、气象站、军用机场等基本设施建设已陆续完成，但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
当年10月10日，钱三强在国防科委大楼里向聂荣臻、罗瑞卿、张爱萍等领导汇报时说：“原子弹试验是一个十分复杂、集多学科为一体的高科技试验，仅就核试验靶场可以开展的技术项目就有几十上百个，而这一个个项目都需要研究、定题，并在靶场进行技术工程的建设，这就需要有很强的技术力量，立即着手研究立项。”
也就是说，基地此时最缺的，是一支懂核技术的专业队伍。
在那次会上，钱三强反复提到一个人的名字：程开甲。
最初的攻关
1946年8月，英国爱丁堡大学来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国青年学者。
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都埋头于实验室、课堂和图书馆，同学们叫他“波克”，而他的房东太太不无恶意地给这个不善交际的东方人起了个绰号：“奶油棒冰”。
这个青年学者真正的名字叫程开甲。
1948年秋，程开甲获得了博士学位，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身在海外的程开甲购买了研究所需的书籍，整理好行装，1950年8月，他毅然放弃了国外的工作，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
1958年，程开甲改变专业，参与到南京大学核物理教研室的创建中，又接受任务创建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第二年，他出版了《固体物理学》一书。同年，程开甲接到命令，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院）副所（院）长，参加原子弹的研制，从那时起，他和马兰基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2年10月30日，程开甲来到国防科委大楼，出席张爱萍召开的办公会议。在会上，张爱萍告诉程开甲，钱三强推荐他来挂帅，进行核试验靶场的技术准备工作。
程开甲没有丝毫犹豫，他说：“现在需要人，需要有几间房办公，配置几台急用的仪器，建成一个比较全面的机构，我们马上就可以投入工作。”
那次会议商议的结果是，中央立即组建核武器研究所（后称21所）。
在钱三强的推荐下，吕敏、陆祖荫、忻贤杰三个人来到21所报到。最初，他们和程开甲一起，挤在一个小办公室里办公。
“核试验是大规模、多学科交叉的科学实验，涉及的学科内容非常广泛，而最初的时候，我们对核试验无论从理论还是技术上，所知几乎是空白。”马国惠说。
事实上，由于苏联的技术封锁，当时仅有的信息只有撤出前苏联专家片段的谈话，以及1958年美国原子武器研究基地公开发表的《冲击波》一书。
最初的摸索是非常困难的，此时，21所的第二批人员到来了。中央从大学和二机部等单位选调了20名技术骨干到研究所开展工作。
中国首次核试验爆心
张爱萍上将（左一）看望“打猎队”的战士
核试验场区的营帐
原子弹被运往铁塔
根据马国惠的记忆，21所最重要的人员扩充，来自1963-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到1965年他去报到时，21所已经有600多人了，21所的办公室也从西直门的一座二层小招待所搬到了通县的保安胡同一号。
一年多的时间里，程开甲带领他的团队完成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各项技术准备工作。
时任基地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的吕敏后来回忆说，他们当时借用了很多院、所的实验室，研制设备和测试试验方法，几乎所有的单位都给予了大力的配合。
在距离北京千里之外的马兰基地，张蕴钰正在紧张地选定地面核试验场的爆心位置。
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原定是进行空投试验，但是空投实验容易带来测量和瞄准上的困难。
在一次讨论核爆炸方式时，周恩来问如果直接空爆，数据能否取得下来？程开甲提出，应该以百米高塔上爆炸的地爆方案，代替原本的空投方案。会议讨论的结果是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先在地面上的铁塔进行核爆炸试验。
爆炸方式一经确认，基地便紧锣密鼓地开始进行现场准备。
1963年3、4月间，张蕴钰在罗布泊进行了几次现场勘查，在原定的空爆试验中心以东地区选定了三个点，制定了三个方案，最后，第二方案被确定通过，地面核爆炸实验完成了工程定位。
彭继超说，爆心点的准确经纬度，至今仍然是不被公开的秘密。
基地另外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进行爆心铁塔的设计和建设。
没有任何资料，工程技术人员只有从西方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照片中寻找一些启发。“铁塔的设计是参考了法国杂志上的一张照片后，做出了自立式塔架方案。”彭继超说。
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铁塔只有30多米高，而罗布泊的这座铁塔设计为102米高，当时中国还没有一座百米以上的铁塔，最高的铁塔是建在广州90米高的对外广播发射塔。
施工从1963年4月开始，参加施工的是工程兵124团、109团的二营和加工连、122团的两个连，总人数达到5000多人。
一年以后，在机械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这些年轻的士兵们用锹、镐等极其原始的工具，让一座百米铁塔在爆心拔地而起。
5000多名工程兵，两年没有出过场区，但是在原子弹起爆时，他们却必须提前迁到180公里以外的驻地，连原子弹爆炸的闪光都没有看到。
高塔落成时，包括21所的人员在内，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科学家、工程师……一齐涌向了罗布泊。
这片神秘的荒原一时间沸腾了起来，沉寂千年的罗布泊正待迎来那个重要的时刻。
最后的准备
1964年4月，罗布泊上出现了一支特殊的“打猎队”。
7名战士在罗布泊最荒凉的地带徒步巡逻，半年时间走了8300公里，这个距离相当于从中国东海沿岸走到了帕米尔高原。
由于保密的要求，很长时间都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真实的版本，甚至曾有人传说罗布泊荒原上出现了200人的“马匪”，直到1977年彭继超见到了巡逻队的副队长王万喜，才了解到“打猎队”当年真实的情况。
“打猎队”是为保密而起的代号，这支队伍其实是一支巡逻小分队。
队伍的任务有三个：一是防止敌对国空投空降搞破坏；二是查清场区外围的地形地貌；三是清出厂区范围内的流动人员。
王万喜后来回忆说：“接到任务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激动，七个人在马兰训练了几天格斗，临走的时候还在决心书上按了血指印，大家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写了遗书。”
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巡逻，罗布泊上空密布着紧张的空气，敌对势力对核试验基地的破坏随时可能发生。
此时，世界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议论到达了一个新的高潮。
1963年底，即将结束非洲之行的周恩来在开罗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一个外国记者突然说，从巴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长会议上传出一个消息，预测中国将在年内试验一个原子装置。
周恩来的回答是：“我对此毫无所知，我劝你去问那位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供消息的部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闻。”
“当时，美国不断利用间谍卫星和高空飞机窥探中国的核武器试验情报，种种迹象表明，一些超级核大国有企图阻止中国掌握原子弹技术、破坏中国核设施的动向。”彭继超说。
就是在这种紧张空气下，“打猎队”开始了在罗布泊荒原上的“扇形”排查。
1964年4月15日，他们从马兰基地正式出发，没有任何向导，只有军用地图和指南针。
“打猎队”在楼兰古城巡查时，差一点全军覆没。大漠中方向不明，他们走错了返程的路，陷入一片死寂的沙海。眼看走不出去，三个党员还在沙漠里开了一个党小组紧急会议，大家一致决定，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就是死，身体也要倒向前方。
所幸，经过一夜的摸索，队员们最终安全回到了生活点。
张爱萍得知“打猎队”在楼兰遇险，还特意乘汽车到生活点去探望他们，并给每个战士都写了一首诗。
“打猎队”在楼兰接受生命考验的时候，千里之外的北京，中南海里正在为了核试验确切时间的确定灯火通明。
会上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早试验，另一个方案是晚试验，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
在进行了研究之后，周恩来汇总了大家的意见向毛泽东汇报，认为应该早试验，在1964年国庆节以前下决心。
毛泽东在听完汇报后说了一句话：“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几天后，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开了一次极为秘密的小会，传达了他和毛泽东、刘少奇研究的决定：按照早试方案部署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
这个高度机密的决定，中央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根据邓颖超后来的回忆，在第一颗原子弹发射前，周恩来对她也是守口如瓶。
为了保密起见，会后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机构和首长代号：核试验指挥部为20号，中央专委设在二机部的办公室为177号，毛泽东是87号，周恩来是82号……
也是在这个9月，一列安保级别空前的专列，从位于青海金银滩的原子弹生产基地221厂驶出。
专列车厢里放置着试验所用的核弹部件，各个车厢都装有通信和空调设备，为了保证安全，防止火花，检车使用的小铁锤都换成了黄铜锤。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被挑选出来的最优秀的铁路工作者。
专列到达乌鲁木齐后，核弹部件要由汽车转运到试验场。白天运输不利于安全保密，新疆公安厅经过好几天的观察，发现在凌晨2至4点到场区的路上车辆最少，于是公安厅安排了一个小型车队，连夜将核弹部件顺利运到了试验场区。
十月初，在距离铁塔约150米远的地下室里，专家们完成了原子弹的装配，试验进入最后的待命阶段。
此时，经过5个多月的跋涉，“打猎队”终于完成了任务，走遍了罗布泊场区周边的每一寸土地，让他们略感“遗憾”的是，这一路并没有发现任何特务。
10月上旬，“打猎队”按照基地的指示，把巡逻范围逐渐缩小到距离核爆心几公里的地方。10月14日，他们来到了托举原子弹的铁塔下，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
王万喜后来回忆说，当时虽然不清楚核试验的具体时间，但是大家都有预感，伟大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小分队不知道原子弹爆炸的时间非常正常，因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零时”，是在最后的时刻才确定下来的。
“‘零时’是原子弹起爆时间代号，‘零时’的确定，主要依据基地测定的天气情况。大气层试验对空气有污染，一般情况下，都要确定当天天气晴朗，而且核试验烟云经过的地区未来三天无降水，才能进行核试验。”马国惠说。
根据基地天气预报，1964年10月15、16日的气象非常适合进行试验，又经过几次气象分析，专家发现16日比15日天气更好。
10月15日12点30分，周恩来批示：同意基地建议，“零时”定在16日15时。
试验场区进入“零前”24小时，核爆倒计时开始了。
东方巨响
爆炸前的最后一晚，二机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将军是在铁塔下度过的。
16日一早，他向基地报告，请求六点开始插接雷管。
插接雷管相当危险，操作中必须保证断电。根据当时九院的规定，插接雷管的人必须带着启爆台上的钥匙，但是基地主控站的规定是不准把钥匙拿出去，根据张蕴钰的回忆，当时，“钥匙”的问题还引发了一场小争执。
最后，张蕴钰自己带着钥匙，随着插接雷管的六名同志，坐着吊篮上到了铁塔上的爆室。
雷管安装完成后，九院的试验部副主任方正合上了起爆机电缆的电闸。
张蕴钰把墙上贴着的那张操作规程顺手取下来，在上面签了字。
此时，方正合上了最后一道电闸，从铁塔上的核装置到主控站的起爆电缆，已经全部接通了。
那个上午，一道道充满密语的电波在罗布泊与北京之间穿梭：
“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10点30分，梳完辫子。”“11点30分，第一次检查完毕，结果正常。”
“老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因为这颗原子弹长得像一个巨大的“球”。装原子弹的容器代号“梳妆台”，连接引爆雷管的密密麻麻的电缆线代号“辫子”。
大家都在为最后的时刻忙碌着。
张蕴钰和李觉是最后撤离爆心的，那时距离“零时”还有一个多小时。
回到主控站后，张蕴钰郑重地把钥匙交给在主控室主持试验的张震寰，李觉则把另一把钥匙交给了在指挥部等候的、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刘西尧。
当张蕴钰来到距爆心60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的时候，离“零时”已经不到20分钟了。
张蕴钰一直清晰地记着那个时刻，整个罗布泊陷入大战前紧张的静默中。
同是在白云岗，张爱萍将军一直没有按照指令背对爆心卧倒，旁边的人问：“首长怎么不蹲下？”张爱萍说：“你们还年轻，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这个老头子眼睛已经花了，伤一点也没什么。”
老将军就那么一直站着，面朝着铁塔的方向。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韩云升时任基地气象站长，那个激动人心的瞬间他也在白云岗，他后来回忆说，“零时”一过，铁塔处一个像太阳般的大火球翻滚着向上升起，一会儿，一朵蘑菇状的烟云出现在场区中心。
当时，刘西尧急着问他：“你看云顶有多高？”韩云升根据平时的经验回答：至少有7000米。他话还没说完，刘西尧就对着科学家们喊了起来：“7000米以上，7000米以上！”
云顶高度7000米以上，意味着这是一次真正的核爆炸。
顿时，整个白云岗被欢呼声淹没了。
“零时”之后5分钟，核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通过电话线传到了北京，当张爱萍向周总理报告“原子弹已按时爆炸，试验成功”的时候，毛泽东却异常冷静地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
事实上，原子弹爆炸后十分钟，在马兰基地欢呼的人群之外，防化部队20多个年轻的侦察兵穿着防护服、携带仪器进入了核爆区，他们要在辐射沾染区进行实地侦察作业。
“收回成果和取样队是每一次试验过后第一批进入核污染区的，我自己也进去过很多次。”马国惠说，“这种工作高度危险，要有很好的体力，还要全程穿着密封的防化服，一点都不能马虎。”
正是这些年轻队员的勇敢，换来了第一次核爆后基地最早一批检测数据。
很快，一份证明确实是原子弹爆炸的详细文字报告，经过多方专家之手送到基地指挥部，又报到了北京。
毛泽东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让周恩来当晚在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提前宣布了这一喜讯。
消息一出，举国欢庆。
这次原子弹爆炸的当量到底有多大，为了得到最准确的数据，在原子弹爆炸后55分钟，两架伊尔－12运输机从马兰基地旁边的机场腾空而起，飞向爆心点腾起的巨大蘑菇云。
进行核试验最重要的测试项目之一，就是分析核装料的裂变燃耗，以此来确定原子弹引爆后是否发生核爆以及核爆的当量。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核爆之后进行飞机取样，获得一定数量的放射性灰尘。虽然技术人员已经对穿云取样的安全程度做过论证，但是放射性灰尘到底对飞行员有什么样的身体危害，大家还是有所疑虑。
明知极其危险，接受飞行任务的郭洪礼机组5名飞行员义无反顾，他们先后穿云三次，收集到足够的样品后，飞机才钻出了蘑菇烟云。
他们取到的样本被送到北京监测分析，几天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确定了我国首次核试验的爆炸威力为2.2万吨TNT当量。
这一结论，震惊了整个世界。
正如核爆成功第二天周恩来在向二届人大常委会做报告时所说的：“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除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然而，对于马兰基地上的人们来说，1964年那一声东方的巨响，只是他们在罗布泊荒原奋斗历史辉煌的开端。
无名的英雄
1996年夏天，已经调回北京工作的彭继超带着一颗朝圣的心再次来到罗布泊，他正在等待一场特殊的试验。
在这依旧荒僻的地方，他发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
“我见到了很多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爆炸试验的老科学家们，他们多数都已年迈，却仍然跋山涉水来到这里，为的是一份重要的纪念。”彭继超回忆说。
他们共同等待的，是即将在这里进行的中国最后一次核试验。
中国作出这一重要决定，既是为了响应广大无核国家的要求，也是为了推动核裁军而采取的实际行动。
作为最后一次核试验的总指挥、马兰基地的第八任司令员，马国惠曾被人称为“枕着氢弹睡觉的人”。在1966年的氢弹原理试验中，他作为一名年轻的技术人员，曾经在托举氢弹的百米铁塔上连续工作了20多天，每天晚上都在氢弹旁边和衣而睡。
30多年的时间，马国惠都在罗布泊度过，他的孩子也生于此，长于此，罗布泊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在马兰基地，还有千千万万和马国惠一样，把一生奉献给荒漠和核工业的“马兰人”。
从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到最后一次核试验，从地爆到空投再到转入地下，罗布泊在几十年中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
“基地最多时达到四万人，直到最后一次试验时，马兰基地还有一万多人。”马国惠说。
对于在基地奋斗和生活了一辈子的“马兰人”来说，最后一次核试验，犹如一场集体的告别。
1996年7月29日，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但对于“马兰人”来说，却是记忆中最骄傲也最伤感的一天。
在核爆后巨大的震颤中，彭继超随着回收队一起，冲进了核爆心，他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和核试验“亲密接触”。
那一天，不少“马兰人”都流下了热泪。
随即，我国政府郑重地发表声明：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
1996年后，生活和工作在马兰基地的人们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内地。
马国惠调任总装备部后勤部长，退休后长期生活在北京。彭继超在马兰基地工作近30年，终止核试验前夕，他也被调到总装备部，专心搞文学创作。
虽然已经离开了那片土地，他们谈起马兰基地，总是有着深深的不舍。
马国惠说，有太多的人为了核试验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辈子，这些人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默默无闻做隐姓埋名人，这种奉献精神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在基地，很多年轻人与恋人长时间无法见面，由于保密要求也无法通信，最终只得无奈分手。这些人中有的直到退休后才找到伴侣，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他说。
同时，那些看不见的核辐射对人的身体到底有多少伤害，在医学上也尚无定论。
还有很多基地工作人员，在“隐姓埋名”干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后，又继续成为不被人知晓的人物，过着平凡的生活。
“但是，在马兰基地的日子，仍然是很多‘马兰人’记忆里最美好的时光。”彭继超说。
今日的马兰基地虽已经停止了核试验，但这里仍旧是一片军事禁区。
基地生活区西门边不远处，有一座安静的陵园，陵园的入口伫立着一座由两弹之父周光亚题写的纪念碑。
这里埋葬的是在马兰核试验基地牺牲的人。彭继超说，很多两弹元勋和历任司令的骨灰，也都留在了马兰烈士陵园里。
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奋斗过的人们，不论今天身在何方，抑或已经离世，这片土地都不曾忘记他们的名字。
谈到核武器，人们从来都难以带着温情。但是，罗布泊这10万多平方公里的核武器试验场存在的最大意义，却是为了打赢一场“去核化”的长期战役，这里的一切都是为了销毁而建立。
正如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中国向国际社会发表的声明中所说：“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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