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家》，刘一达著，杨信绘，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一出话剧里，如何在收藏知识、人物命运、故事情节之间协调平衡，是非常考验编剧功底的。

■本报记者 张文静

8月10日～27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人艺）的原创京味儿大戏《玩家》在首都剧场进行第二轮演出。与去年首演时一样，这部由任鸣导演，冯远征、闫锐、梁丹妮、王刚等主演的话剧在今年仍然一票难求。就在第二轮演出开始的同时，编剧刘一达的新书——《玩家》剧本也顺势出版。

与玩家结缘

《玩家》剧本的创作开始于2006年。

那时，为了收集优秀的原创剧本，人艺邀请了十几位在京创作活跃、有影响的作家，组成了一支创作队伍，刘一达就是其中之一。他当时选择的题材就是收藏。

收藏题材的剧本其实并不好写。因为对于收藏故事，行里人一看就懂，但话剧是给老百姓看的，不给观众讲明白，他们往往看不懂剧情，比如元青花为什么值钱、为什么假的多、怎么知道它是真是假等问题，都需要跟观众有个交代。一出话剧里，如何在收藏知识、人物命运、故事情节之间协调平衡，是非常考验编剧功底的。

对于这样的创作难度，刘一达心知肚明，但他还是选择迎难而上，因为对于收藏这个领域，他实在太熟悉了。

刘一达在《北京晚报》当了20多年记者。在北京这座城迅速发展变化的这20年间，他一直在一线采访报道，观察着北京人的生活状态。在他看来，这些年北京人变化最大的就是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人们不再为温饱发愁，有了时间，有了钱，当然也就有了新的追求和雅好，比如玩收藏、跳广场舞、结伴驾车郊游、出国旅游等。”刘一达认为，这其中最能体现这种社会变化的，就是收藏。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刘一达就敏锐地嗅到了民间收藏热的悄然兴起。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北京人的收藏，还曾在《北京晚报》办过“收藏”专版。90年代，刘一达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报道《京城“四大玩家”》，讲的是玩瓷器的马未都、玩字画的刘文杰、玩古籍的田涛、玩古典家具的张德祥的故事，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这之后，他又采访了许多收藏家，出版了《京城玩家》《爷是玩家》两本书。

基于这样的渊源，当人艺让作家们报选题时，经过反复思考，刘一达决定试着写写这些玩家的故事。

“戏比天大”

《玩家》围绕着京城大玩家靳伯安祖传的元青花瓷瓶展开。一个承载着靳家血泪的瓶子，一个40多年没人见过真容的瓶子，成为玩家之间一个传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收藏在民间不断升温，京城的新老玩家为争夺稀世藏品，展开了心术与智谋的明争暗斗。剧中，师徒之间的互相承担、父子之间的摩擦冲突、对手之间的勾心斗角、人的情感与命运，在瓷器和人心的真真假假中跌宕起伏。

2016年首演前，《玩家》一剧首轮14场门票就已基本售罄，首演后剧作得到了观众的好评，豆瓣评分达到了7.8分。与演出过程如此顺遂不同，《玩家》剧本的创作却是历经挫折重重。

2006年，当刘一达把玩家这个选题上报之后，很快便得到了人艺领导和院艺委会的认可。因为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快30周年，人艺也需要有一部反映30年来北京城市发展和人们现实生活变化的大戏作为“献礼”。

于是，刘一达快马加鞭开始了剧本素材的整理和剧情的构思。3个月后，《玩家》第一稿完成。让他没想到的是，剧本在人艺的艺委会上产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虽然多数人认为该剧本在题材和作者语言功力上都很好，但距离演出还有很大距离，突出问题是剧本太长，足足有7万字。

“最初，为了能让观众看懂，我在收藏本身下的功夫大，融入了许多专业知识。”刘一达说，后来经过顾威、任鸣等人艺老导演的指点和自己的深思熟虑，他抛弃了原来的初衷，注重于人物命运和性格的描写，对收藏的过程和知识则进行了大删大改，对人物和故事情节也作了很大调整。

在这个过程中，人艺“戏比天大”的坚持也感染了刘一达，让他坚定不移地改下去，细心打磨，“不到火候不揭锅”。

待第四稿拿出来后，人艺领导和艺委会专家终于认为剧本有点模样了，但距离演出特别是精品，仍欠火候。刘一达只好返回案头，继续打磨。

到了2010年，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年等“献礼”节点都已经过去，改这部戏再没有任何功利色彩。“不急，慢工才能出细活。”人艺领导对刘一达说。

此后，刘一达带着《玩家》剧本参加了全国新剧本研讨会，得到了专家的好评，并得以在全国顶尖的《剧本》杂志上发表。但人艺对《玩家》仍然是四个字——继续修改。当时，刘一达已经修改到第十一稿。“这真是对一个编剧耐心的考验。”刘一达说。

在修改的过程中，任鸣以及《玩家》的主演冯远征、丛林等人都对剧本提出了意见。“尤其重要的是，我和任院长对玩家的本质和境界上，有了更深的理解，把这部戏大的命题落在对真与假的认识上。”刘一达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对待真与假，是人类永恒的一个主题。主题这样一深化，故事改编起来就顺手了！于是有了十三稿、十四稿，到最后的定稿。”

“玩”中见时代与人心

这部剧作名叫《玩家》，“玩家”一词也是最早出现在刘一达的文章里。可“玩家”刚出现在他笔下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好词儿。

“翻开词典，看玩家的词条就会发现，人们对‘玩’存在着种种偏见，不是玩物丧志，就是玩世不恭，此外就是玩弄、玩儿命、玩偶、玩儿完。稍微好一点的词就是玩儿票、玩耍、玩笑，可这是夸人的词吗？”刘一达说。

当年刘一达发表《京城“四大玩家”》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员认为“玩家”思想是错误的，会对社会产生一种误导，还特地约他到社科院辩论了一下午。

但在当时的刘一达看来，玩儿，实际上就是人在怎么活得舒坦上的一种时尚。“老北京人喜欢玩儿，过去‘花鸟鱼虫’号称京城的‘四大玩儿’，这属于寻常的玩儿，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玩儿的东西自然越来越高雅，越来越讲究，比如瓷器、玉器、景泰蓝、字画、碑帖、文房四宝等，过去叫文玩，只有皇亲国戚和达官显贵才能玩儿，现在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这难道不是社会的变化和一种进步吗？”刘一达说，“从一个玩字上，可以折射出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折射出老百姓的心态，这是我当时的认识。”

在经历过《玩家》剧本的十载删改后，刘一达对“玩”有了更深的认识。剧本以三幕八场反映了三个不同历史时间段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现实，这三个时间段概括了北京城的历史发展，也反映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人们的心灵历程。“玩可以深度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的内心世界和本性，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化。”刘一达说。

当然，作为一部反映北京文化的剧作，除了人物命运、故事情节及其背后的社会思考外，《玩家》值得玩味的还有人物的语言。刘一达在剧中使用了大量的北京方言土语和收藏术语，比如老派儿、本功儿、甜买卖、辨窑口、掌眼等。

在《玩家》一书中，刘一达特意附上了这些方言、术语的注解，他希望《玩家》这本书也可以成为人们“学习和了解北京文化以及北京语言的极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