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玉才 刘勇 《光明日报》（ 2017年07月16日 06版）

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历时一年半，手写22万字，手绘100多张图表，出版了一本大学生“一看就懂”的高数书——《高数笔谈》，然后用全部稿酬购书，送给大学生。

日前，在东北大学纪念建党96周年表彰大会上，这位自称“91.6岁”的老人表示，“我正在准备写《高数笔谈》姊妹篇《工数笔谈》，通过这本理论高度联系实际的辅导书，让抽象的数学变得简单”。

这位老人叫谢绪恺，四川广汉人，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电机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于大连工学院，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来到东北大学，历任电气工程系讲师、数学系教授，是东北大学讲授控制理论“第一人”，并编著有教材《现代控制理论基础》。

在自动控制领域，控制系统的稳定性研究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就好像人走路不稳就会摔跤，稳定性是系统能够工作的首要条件。”谢绪恺说，“我尝试用一个代数判据来描述系统的稳定性，分别给出稳定性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这样的判据比经典判据计算量要小得多，使用起来更方便，实用价值更大。”

1957年，经过大胆假设、缜密论证，谢绪恺打破常规，给出了线性控制系统稳定性的新代数判据。此时，他刚刚32岁。

在当年召开的中国第一届力学学术会议上，他的成果得到了钱学森的充分肯定。不久后，数学家秦元勋高兴地告诉他：“我向华罗庚汇报了你的成果，华老一听，一拍桌子：‘太漂亮了！’”

1959年，复旦大学主编的教材《一般力学》中，将谢绪恺的研究成果命名为“谢绪恺判据”。十余年后，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聂义勇改进了判据中的充分条件，于是有了“谢绪恺—聂义勇判据”。清华大学教授吴麒、王诗宓主编的教材《自动控制原理》，将“谢绪恺—聂义勇判据”与世界公认的两大判据——“劳斯判据”和“赫尔维茨判据”一起，列为三大判据，从而，在国际线性系统稳定性研究方面，首次出现以中国人命名的成果。

正当谢绪恺在学术道路上意气风发急行军时，却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被打成右派。然而，谢绪恺仍以对学生最虔诚的敬畏，全身心投入到横跨自控系、数学系，涵盖本科生、研究生的近20门课程教学中。

1970年，学校停课搞运动。有学生在路上偷偷叫住谢绪恺：“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补补课？”谢绪恺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风险，在学生轮流“放哨”的宿舍里，为学生补课，成为“文革”期间东大“复课第一人”。

1994年，东北大学理学院组建，69岁的谢绪恺披挂出征，担任理学院院长。在短短3年时间里，他大胆引进人才，大力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力促物理学、化学大发展，实现理学院博士生导师零的突破……卸任时，他已经72岁。

退休后，谢绪恺的心一天没有离开东大。东大是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高数是大学生必须经过的门槛。“可是，我国现行高等数学教材品种单一，而且偏重演绎推理，很难兼顾工科学生特点。”谢绪恺说。

2015年，90岁高龄的谢绪恺决定写一本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高等数学参考书，力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使高等数学学习同实际工程问题和日常生活知识相结合，让学生在喜闻乐见中读懂深奥的数学原理。

比如数学中著名的拉格朗日平均值定理和柯西平均值定理，为了便于同学们理解，谢绪恺将其与中国人妇孺皆知的龟兔赛跑故事进行类比，将艰涩高深的定理用清晰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

“帮我看看这样写合适不？”“多提一些意见”……写书过程中，谢绪恺反复叮嘱出版社编辑向阳，要求他把书稿送给大学生提意见，还特意嘱咐：“千万不要让学生知道我是作者，否则他们就不好意思谈自己真实想法了。”

2016年12月，500多页手写稿变成铅字，《高数笔谈》历经10余次审校终于出版了。谢绪恺把全部稿酬都用于购书，送给学生和同事。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工工整整地写上东北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知行合一。”

表彰大会上，东大校长赵继为谢绪恺捧上鲜花，党委书记熊晓梅说：“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东北大学需要很多支撑，但最重要的就是像谢老师这种甘于奉献、执着守望的精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