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国内某“985”工程高校研究生王宁最近有些小郁闷。原来，不久前，她有一些关于国内物业管理的想法，正准备写成论文，却被导师“无情打击”了。

导师的理由也很中肯：“同样是业主委员会，国外居民参与维权的意识很强；而国内居民考虑到自身利益诉求，不争取权益的情况也很多。因此，照搬国外的物业理论分析中国问题并不是合理的。”

眼下正值毕业季，也恰恰是方法论问题的高发期。“在论文的文献综述中，学生们往往罗列了大量西方文献，再从综述中提炼出一个概念，用这个概念来分析中国的情况，没有考虑到我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这种分析是有漏洞的，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学生中很普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说。

实际上，不只是社会学，同样的问题——对国外理论过于依赖，用得较为生硬的例子也广泛存在于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中。可这一现象仅止于文科吗？仅止于研究生吗？

不只是文科，不只是研究生

数量化方法是西方运筹学传来的经典方法，通过数学模型、数学计算来解决复杂问题，为中国步入大数据时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方法固然科学，但使用者真正做到了合理吗？

林东是国内某高校计量学教师，他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吐露，数学方法的运用有自身的前提，即数字的真实性、调查的合理性。一些研究生受到时间、条件的限制，加之过于“迷信”新方法，认为使用新方法可以探索到别人不能探索的问题，往往会忽略这一前提，对结果的真伪、全面与否也不作判断。

今年两会期间，热议的一个话题是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安全。不少专家指出，大数据时代运用数学方法，如果数字安全、数学结论上都不能保证，其得到的结论也很可能与现实情况相左。

如果问题只停留在研究生层面，经过导师的指点也许能得到及时改正，但倘若这一问题是学界的通病，那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一直在关注着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他指出，教育研究中长期难以解决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事实上，早在中国古时就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即团队学习。孔子曰：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意思是，个体学习效率低、负担重；团队可以分担负担，增加思维碰撞。这些年国外提出“团队学习”“小组学习”，不少人却认为是国外的新提法，争相模仿。

“其实，不少国外学者表示，在教育的问题上吸收了很多中国元素，如因材施教、合作学习、教师发展等。然而，很多中国学者却忽略了传统，一看到西方理论就陷入了疯狂、崇拜，就像商业炒作的追星一样，把传统抛之脑后。”程方平说。

历史局限性与迷信西方理论

就像一则端午节笑话一样，一名外国人连皮带馅地吃粽子，吃完后感慨道：“粽子真美味，就是外面一层生菜太硬了。”

国外理论引入国内，一些中国学者把它作为框架，把各种材料都往里装，装了之后看似符合逻辑、很是圆满，但其实却是生硬的。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从美国引进的理论占绝大多数。而美国早期也是从学习德国开始，到了一定时期才逐渐发现，德国的哲学和本土经验与美国不相适应，才有了之后的实用主义哲学、本土经验。

生搬西方理论也许只是一个历史过程，其原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

这是有学科自身发展的历史局限性的。以社会学为例，李强指出，我国社会学曾一度取消，并且复建较晚，改革开放后，最初阶段基本上都是舶来品，由于自己的理论方法基本断档，一度主要依靠翻译外来的理论，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了解不深、对于自身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认识也不深，而文化断代严重也是造成本土化困难的重要原因。此外，社会学需要实证，实证研究相对而言难度大，书本对书本的研究方式简单，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实证研究的缺乏。

另一种倾向则耐人寻味。在程方平看来，一些被中国学者视为具有统治地位的理论，在国外也许只是一家之言。由于国外的自由度、开放程度较高，一些中国学者引进理论时就把它当做权威、压倒优势的理论。“换句话说，就是把西方理论迷信化了。”程方平说。

“诚然，国外理论是在研究本国历史、文化、宗教的基础上形成，即便反映了一些规律，但在经验层面上还不能完全覆盖东方社会。”程方平、李强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具体而言，在对物的研究、对规律明显的人文教育研究上，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分析的确无误，但涉及人、地域、文化、历史等问题则是千差万别，简单地使用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反而产生问题。

那么，又该怎么解决呢？

高校研究的三个标准

一百多年前，美国哲学家杜威提出，理论来自于经验。这一实用主义哲学中的关键概念，推动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而实用主义哲学、本土经验又逐渐帮助美国顶尖高校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大家都关注从经验到理论，而不关注返回经验。这是我们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和调整。”程方平说。

过去，人们认为共产党大学只能办成党校，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期间，程方平提出高校研究应该有三个标准：科学标准、哲学标准、经验标准。

他解释，科学标准可以和国外研究对接，国外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科学的方法，但仅有科学标准是不行的，尤其是针对人、对社会的问题很难直接套用。

哲学标准对高校、人类发展有益，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哲学，比只有科学标准眼界要更开阔。

经验标准有助于解决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问题，同一现象参照国情、传统、哲学，在美国、中国、日本允许有不同的解释。

他认为，首先必须知晓有三个标准，然后在不同情况下作为原则指导，思路才会开阔，才会明白我国有自身的国情、传统、哲学，完全效仿国外并不是正确的。这样才可以真正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那么，对于经验的关注，应该如何付诸实践？在李强看来，中国社会近年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自身的特色，一手调查、一手研究才是解决中国问题之道。“不能关在屋里简单地读书本，只是依靠书上的知识肯定无法突破；社会科学的实验场在社会，长时间实证研究，做一手调查取得一手数据，才能把中国问题揭示得更加深刻。”

同时，他认为，随着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文科理论也应该有所梳理，发现自己的理论创新点，这样才有助于本土化的开展与创新。

记者手记

还学术界一股清流

程方平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讲授“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课程时，上来就与学生讲清一件事——任何一件事情，既要借鉴国外理论，又要把握它的本质，同时还要分析中外对于这一问题在历史上所作的研究，这样才不会盲目地、生硬地去照搬国外理论。

事实上，正如包括他在内的被采访者所言，研究方法、研究标准、研究评价应该作为一个大问题，在学术界引起讨论。

在采访中，专家们还把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指向建立一个良好的学术风气。如今，我国的学术批评变成了个人矛盾，情况甚是不妙。正常的学术批评，大家应该就事论事，意识到它的价值所在。然而，如今不少人都在捧着、哄着、吹着，这样的学术没有生命力，而且很可能出现很多伪研究。

所谓的伪研究，在现今的社会环境下很常见。比如，某些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者近年来有不少五花八门的研究，碍于这些研究者有名望、有地位，导致正常的批评往往遭遇绞杀、无法展开。

文中所提的“照搬西方理论”，在理工科中又是另一种变相体。博士生基于发核心期刊论文的需要，把西方研究、实验中的A换成B，所作的无创新或创新不足的研究，在我国多之又多。而且，这类现象在我国也不只存在于博士生，更不用提硕士生，一些教授级的人物尚且是如此搞研究，以致于近年来出现“副教授抄袭本科生论文”的丑闻。

这些现象的休止，都亟待建立新的研究标准与方法论。我们期待这些问题早日得到学术界重视，新标准、方法论早日得以建立并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