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的生态学家梅根·达夫坦白一点，每当快到下午5点钟时，她就准备回家了。晚上，她更愿意和丈夫以及三个孩子待在一块儿，而不是和显微镜或者水样品一起。

在“动态生态学”这个知名博客群组上，达夫首次透露了她是一个“仅仅做到全职（40小时）”的科学家，并从那儿以后，开始传递这一理念。她发表于2014年的帖子“你不必为了学术的成功一周工作80小时”，很快成为了这个博客历史上最热门的帖子，至今未被超越。帖子中，达夫估算她典型的工作时长是在一周40-50小时之间。

这次“自白”冒了点风险。达夫说，“这个帖子出来时，我正被提名终身教职。我不确定自己该不该承认这一点。”可是帖子却迅速获得了近乎绝对积极的反响。一位大学院长把这个帖子转发在了推特上，这个举动首次清晰地表明，达夫的坦诚并不会影响她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她也确实拿到了终身教职。其他科学家认为，这让他们感到了被肯定。“公园里一位女性向我走来，告诉我，它（帖子）改变了她的人生。”达夫说，“她曾经一直有负疚感。‘你必须长时间工作’这个想法太普遍了。如果你一周不工作60到80 小时，就做得不够。这让人充满了不安全感。”

但达夫在她的40-50小时中做了不少，并获得了许多成果。今年早些时候，她还获得了美国湖泊学和海洋学协会颁发的令人向往的Yentsch–Schindler青年科学家奖。

有些科学家或许会抱怨，甚至夸耀他那疯狂的工作日程，但更多人则默默地在一个近正常的工作时间范围内工作。达夫还有其他人充分地利用他们的工时，避免不必要的消耗。他们会权衡优先顺序，坚持自己的权利，让自己在实验室外有更多的个人生活。

作为一个PI（课题组组长），达夫在外掌管多于一打实验员，在家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已然成为一位时间管理专家。她给她的实验室成员们一条重要的规定：规划时间，知道把它花在哪儿。

在博士后期间，达夫开始追踪她的时间，发现她消磨的时间超过了自己所意识到的。“我会休息一下看《纽约时报》，”她说，“当我开始追踪时间时，我发现自己竟然看了半个小时。沉溺于看新闻是我的软肋。”

科学难以预测，有时你会工作比平时更长的时间。但是科学家们没有必要持续熬夜——甚至连工作至晚上6点都没有必要。“每个人都会在工作以外的时间获益，”达夫说道，“你需要整体地去考虑自己。”

长时间工作仍是科学各个领域的常态。在2016年自然杂志的一项关于全球青年科研人员的民意调查中，38%的人反馈他们一周工作的时间超过60小时——9%的人称工作超过80小时。2013年欧洲一项关于学术工作习惯的调查发现，德国的高级研究人员平均每周工作超过52小时，超过了调查中的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2014年，英国大学与学院联合会（UCU）的讲师和教授的职业压力调查显示，41%的全职雇员称他们一周工作超过50小时。联合会在2012年另外一项类似的调查发现，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在同事和上级的压力下超时工作。

然而，不是所有的科学家和学者都可以主宰自己的时间安排——这也是你在应聘实验室时值得考虑的一点。“有些PI可能是工作狂，那实验室的其他人可就没法有自己的生活了。”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化学家安东尼·瑞恩说道。

长时间工作的阴影，之于那些有孩子与家庭责任的科学家尤甚。加拿大卡里加尔大学的生态学博士后杰斯·维克拉克是一位母亲，她的儿子在2014年初出生，她说她至今仍担心成为母亲会让自己在职业和升迁竞争中处于劣势。其他人可以照常一周工作60小时，但是她无法再做到那样。

维克拉克说，她在加拿大圣凯特琳斯的布鲁克大学念研究生期间，有两位女生因为有了孩子而中途退学了——这一普遍现象突显了平衡科学事业和家庭生活的挑战。维克拉克决定继续科研，但是抚育的责任迫使她改变以往懒散的时间作息。“以前我不会去想自己是怎么使用时间的，因为时间太充裕了。”她说，然而现在，她必须将自己的效率最大化，比如，她会避免过多的办公室闲聊——但她不能完全脱离环境。

尽管有这些挑战，许多研究者觉得安排好实验室外的生活仍是有可能的。根据自然杂志2016年的对近6000位研究人员的调查数据显示，19%的回复调查的人对自己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表示不满，但46%的回应者表示满意。同时这项调查发现，63%的回应者对他们的休息时间，包括法定节假日、私假、产假、陪产假等感到满意。

理查德·普里马克是马萨诸塞州的波斯顿大学的生态学家，他会花上很多时间去研究那些有着悠久生态观察历史的地方的气候变化，包括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的瓦尔登湖。他注意到瓦尔登最有名的居住者——作家亨利·戴维·梭罗，会一整天地去观察他所在的环境，阅读并记录那些他所看到的。“你也许会说他是个工作狂，但对他来讲，这是很放松的一件事。”普里马克说道。

普里马克“发扬”了前人身上的这一点：坚持去做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他有条件分配人来打理一些不那么有意义的事务。“我雇用专业编辑来帮我润色文章、项目资金申请和报告。”他说道，“这些事我可以自己做，但是付钱请人帮忙会更有效率。”花很多时间在不愉悦的事情上，无法带来成功的事业。他继续补充道，“许多同事告诉我，他们不得不花费额外的时间去写帮助他们升职的论文。如果我在晚上写点什么，一定是因为我想写。你不能只是因为别人告诉你什么，就去做什么。”

多年来听同事们抱怨他们的超长工作时间和倦怠感，普里马克决定看一看生物学家在正常工作时间外到底还做了什么。在2013年《生物保护》杂志上刊登的一项研究中，普里马克和他的合作作者分析了从2004年到2012年研究者向该杂志投稿的时间，超过四分之一发生在周末，或是工作日的晚上7点至早上7点之间。周末投稿率每年增长5%-6%，这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个人时间被侵蚀了。

这项研究还体现了显著的地理差异。印度和中国的研究者在周末投稿的可能性，是比利时和挪威研究者的5倍。日本30%的稿件递交是在工作时间以后。北美的科学家在工作时间外投稿的趋势处于平均水平。“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努力超过平均水平，但研究显示可不是那样。”普里马克说道。

普里马克承认，在完成这项研究时，他占用了晚上和周末的时间，这也进一步证明了科学工作很难始终固定在一个时间框架里。他也回忆起自己在婆罗洲做田园调查时的那段精疲力尽的日子，和编写他的那本《生物保护要点》教材的疯狂的16个月。“但即使在写书的日子里，我还是会花时间和孩子们一起玩。”他说道。

哥本哈根大学的植物学家斯蒂芬·文克尔认为，PI应该让实验室成员安心，告诉他们不必为了事业的前行放弃自己的生活。“我告诉他们，这跟时长无关，跟效率有关。”他说道，“我不会追踪自己的工作时间，也不追踪团队里其他成员的工作时间。”

“朝九晚五”文化依然活跃于丹麦，文克尔——这位德国科学家说道。“研究所到了晚上就清空了。”他接下去说道，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以倡导健康平衡的工作、生活方式著称。在他的研究所，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处理个人事务。“如果你因为接到来自日托的电话，不得不在下午中途离开，这是可以被接受的。”他说道。2017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将丹麦列为世界生活质量的第三位，也许部分得益于这个国家对家庭友好的态度。

文克尔提醒他的实验室成员们，长时间的工作其实会阻碍他们的工作。“效率遵循钟型曲线。”他说，“一旦触到了最大值之后，你就开始不行了，因为那时你再也无法集中注意力了。”他说，当他发现实验室成员明显很疲劳的时候，就将对方送回家休息。达夫也表示经历过那样的“边际效益递减”时刻，“到了一定程度，你犯下的错误足够多，就不如停下来，好好休息。”

达夫同意PI没有必要对成员的工作时间进行追踪。“这不是个有效的方法。”她说道。她让实验室的每个成员自己去处理工作时间，期望他们留出时间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事。“我的实验室里有好几个人是耐力运动员，”她说道，“他们现在还是完成很多工作。要不是他们告诉我，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同时还参加铁人三项。他们掌握着非常好的时间管理技巧。”

也许科学不能总是被安排进时间表，但是如果行动得当，它可以合理地安放在你的人生里。

《自然》相关报道（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