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活力和冒险的生命不能让人满足。

基因学家Rimantas Kodzius是目前世界上迁徙最多的科学家之一。他在10个国家工作过。

图片来源： RIMANTAS KODZIUS

科学家是迁徙的物种。这是这种工作的天然特征：科学家把时间都用在了人类知识的边界上。由于话题原因，可能只有十来个人能够深入了解他们的研究（更不用说帮助他们向前推进相关研究），而且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对很多人来说，在一个国家完成博士学位、做完博士后研究、找到一份永久性的工作几乎不可能。所以，他们需要迁徙。

Rimantas Kodzius可能是目前世界上迁徙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从1995年离开祖国立陶宛到澳大利亚上学开始，今年42岁的Kodzius已经在10个国家工作过。“在一周前，我刚刚来到中国。”这位合成生物学家在今年3月份的一封邮件中写道，“我的家就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

Kodzius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职业生涯，其中包括在德国、日本、瑞典、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权威研究机构职位。在沙特阿拉伯，他创建了一个生物技术公司，并在位于图沃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拥有一个教职。但去年，他受邀到中国上海大学担任一个新筹建实验室的主任。难以拒绝这个职位的他说：“没有活力和冒险的生命不能让人满足。”

世界最大学术简历数据集

社会学家非常渴望了解像Kodzius一样的流动科学家的迁徙，从而了解全球科学事业如何发展。这项工作看似容易，因为科学家在记录和发表其每个里程碑式的研究，然而科学家自己的生活却不在这个框架之内。调查和政府报告能够提供一些信息，但目前并没有跟踪全世界范围内科学家迁徙的数据集。而且调查通常会对人们的辨识信息保密，因此个人迁徙几乎不可能跟踪。

全球科学大军的基数很难确定。很多国家的确会公布其科学家的资料，联合国会将这些信息汇聚成一年两次的全球科学报告。在2015年，全球科学家总人数为800万名。其中1/5来自欧盟，美国和中国分别占17%和19%。

然而，每个国家研究大军中有多少人是移民呢？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去年的一份报告，在美国，有超过1/3的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博士学位被授予了持有临时护照的外国人。但亚特兰大佐治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家Paula Stephan表示，在博士学位之后，相关数据记录就非常少了。

全球性的迁徙就更加难以捉摸。打造它需要全球科学家年复一年的信息。这是ORCID最终能够提供的。为了了解Kodzius及其同行环球科学旅行者，《科学》分析了一个新来源的数据：ORCID，这是一家向研究人员分配独特身份代码的非盈利机构。ORCID的成立目的并不在此，但其拥有的300多万名科学家的数据库（是目前为止公开的世界上最大的学术简历公共数据集）可能成为绘制科学家在全球流动性的关键工具。

ORCID的初衷并非进行大规模纵向人类迁徙分析，但由于已经拥有300万个档案，而且仍在不断增加，因此它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到目前为止，世界上25%的研究人员已经把他们的个人信息添加到ORCID公共档案中，其中包括年份、地点以及对教育和聘用情况的描述。

ORCID的最初目标是只是帮助拥有相同名字的科学家通过其出版物获得荣誉，如通过给作者独特的身份代码，马里兰州贝塞斯达ORCID执行主任Laurel Haak说。该机构维持着一个网站，用户可以通过它为其档案补充信息，其中包括教育和雇佣经历。自从2012年启动之后，ORCID的用户档案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到目前为止，ORCID的300万用户中已经有741867人选择用他们的在线档案作为记录其教育和工作经历的公共简历。

影响科学家的迁徙因素

Stephan说，ORCID“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她主持了一个以电子邮件为基础的全球科学流动性调查，其规模达到1.7万人，相关成果2012年发表于《自然—生物技术》。然而，她警告称，ORCID是全球科学家的一个并不完整且存在偏见的样本。ORCID用户倾向于年轻科学家，且一些国家代表率不足。尽管如此，它依然揭示了像Kodzius一样的科学家的许多令人惊奇的生活方式，并突出了很多个人故事。否则，那些故事将一直隐藏下去。

尽管该数据集更多地代表了欧洲国家，而中国科学家代表率不足，但科学分析依然揭示了有趣的迁徙模式。例如，约有1/3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到2016年生活在另一个国家。但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博士生则仅有15%迁徙到别的地方。

数据还表明了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一个效应：向美国移民的外国科学家人数下滑。整体看，ORCID数据表明，从1990年开始，在美国研究或工作的国外研究人员的人数持续增加，因为全球ORCID研究人员的联合研究也在稳步增长。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国外研究人员向美国移民的年度比率在2002年达到平稳。进一步分析显示，向美国移民的年度速率下降了约15%，且直到2008年才逐渐恢复。这样的移民下滑是因为美国“9·11”之后的混乱和更加严格的签证要求吗？若如此，那可能是恐怖袭击带来的长期代价：成千上万的高技术人才连续多年避免去美国。

然而，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圣母大学经济学家Kirk Doran说，其原因很难确定。他表示，除了全球经济力量导致劳动力市场起起伏伏之外，ORCID自身“也有许多混合因素”。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在ORCID中代表率过高，因为它们的资助机构要求科学家使用该系统。同时，Stephan指出，最愿意注册ORCID的人是那些发表文章的学术人员，而工业界科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则没有注册。然而，ORCID数据的确产生了在联合国报告中看到的同样更广泛的科学迁徙模式。

科学移民的忧愁与喜悦

随着ORCID成长为一个更加综合的样本，政策制定者很有可能将用它跟踪其吸引研究人才工作的效应。同时，这些数据提供了了解这些世界知识生产者与迁徙者生活的可能。

今年54岁的Danny van Noort是一名生物技术工程师，他曾在瑞典和荷兰做研究，现在到了新加坡。“之前在柬埔寨工作4个月之后，我在2014年打包回到瑞典。”他回忆说，“几个月后，我获得一位前同事的邀请，到澳大利亚和他并肩作战。”他说，每一次迁徙都提供了与一流科学家合作或利用最尖端基础设施的机会，一次次将他的研究推往更高水平。“我已经准备好在一个地方停下来，但我的职业不允许我这么做”。

Delanyo Dovlo是在世卫组织位于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的机构中工作的一名公共卫生研究人员。“我第一次主要迁徙是在1999年从加纳迁往纳米比亚。”他说。那时，他已经在英国和美国做过研究。然而，随后出现了纳米比亚的“政治干扰”，此后又得到了世卫组织“一次获得良好报酬的机会”。所以，他不断流动，在欧洲和非洲之间迁徙了3次以上。

Van Noort 说，类似的更高报酬或与一流科学家的合作机遇等诱惑力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过程常常伴随着一定的个人成本。“迁徙会将你连根拔起。那是一种非常孤独的存在，因为你很难遇到朋友或维系友情。而且没有稳定性和安全感。”Kodzius对此也深有同感：“我依然单身。”他含糊地说。

其他人则把移民看作是他们自己的终点。“我只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资助额。”葡萄牙里斯本56岁的高级技术学院生物工程师Helena Pinheiro说。到目前为止，她已经5次跨越国界。“在另一个国家生活和工作……让你变得更加谦逊、更富有理解力，它可以通过如此多出乎意料的方式带来幸福。”她说，“跨越国界经常让我希望边界不再存在。”（晋楠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