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子，一轮回，新起点。

从1957出发，他们担负起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国家队、改革排头兵和决策智囊团的光荣使命，在田野上写下壮丽篇章。

60年砥砺前行。由当初的17个科研机构，发展到现在的34个研究所，构成中国当代农业科技战线上最强阵容。

60年初心不改。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三农”建设主战场、面向世界农业科技前沿，用心血和汗水换来五谷丰登。

以29位院士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科学家，成为科技创新的领军人才；培育的1万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力军。

这就是“以科技兴农事，为民生谋福祉”的中国农业科学院。

科研创新为百姓造福利

千百年来，农业依靠大自然为人类产出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对大自然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改造。研究农业的科学，因此必须接地气，为农业生产直接提供技术支持；也必须探索前沿，为农业发展指明未来方向。

中国农科院六十年的科研历程，就是这样的“顶天立地”。

1957 年3 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农业科学院正式成立，同时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从此开始了勇攀科学技术高峰的历程。

在中关村南大街上，中国农科院大院里，有一个国家作物种质库。这里保存了300多种农作物种质资源48万余份，位居世界第二；建立了700余种家养动物资源的全国共享服务平台，构建了120多种重要、濒危家养动物种质资源体外细胞库，长期保存8万余株细胞资源；库藏农业微生物资源2万余株、近40万份。

从“七五”开始，种质库见证了中国农科院在育种创新上的一系列成就。

“籼型杂交水稻”“印水型杂交水稻”“矮败小麦”“转基因抗虫棉花”，中单系列玉米、中棉所系列棉花、中黄系列大豆、京丰系列甘蓝、中双系列油菜、中蔬系列蔬菜、西门塔尔优秀种公牛、大通牦牛、京星黄羽肉鸡、国产化北京鸭、高山美利奴细毛羊等品种，以及“冬干鸭屎泥水稻坐秋及低产田改良”“豫北地区盐渍土棉麦保苗技术措施”“马传染性贫血病弱毒疫苗”“聚乙烯地膜及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中国小麦条锈病流行体系”等技术为代表的6000多项科技成果，大幅度提高了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引领了全国农业科技的持续发展，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服务农民增收、助力产业升级、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其中，哈尔滨兽医研究所致力于禽流感研究二十余年，成功研制了国际上首个产业化的反向遗传流感疫苗，先后在国内外应用2000多亿羽份，为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蔬菜所、基因组所、油料所、棉花所、烟草所牵头测定了黄瓜、马铃薯、番茄、白菜、甘蓝、油菜、棉花、烟草等主要农作物及经济基因组和变异组，发现了数千个与重要生物学过程和驯化农艺性状相关的基因组区域或候选基因集，使我国在该领域进入了世界领先行列；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牵头组织开展了国家农作物遥感监测、农业旱涝灾害遥感监测、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农业应用研究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其重要成果已长期用于农业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等部门对全国粮食生产形势的宏观分析和农业防灾减灾决策，产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为了加速科技成果的推广、转化与应用，“十一五”以来，农科院平均每年组织科技下乡7 万人天，培训基层技术人员和农民106 万人次，示范推广新品种218 个、新产品130 个、新技术290 项，示范推广面积5.5 亿亩，示范推广畜禽2.1 亿头（羽），为我国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截至2016 年12 月底，近十年科技开发纯收入总数达22 亿元，比上个十年增长了近两倍。2011—2016 年，以转让、许可使用科技成果和技术合作等形式，中国农业科学院各研究所收入13.14 亿元。其中，转让科技成果28 项，转让费0.43 亿元；许可使用科技成果161 项，许可使用费1.78 亿元；技术服务、技术咨询10.93 亿元。

战略研究为政策提建议

1984年，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是，“一个中国到底需要多少粮食”的问题被摆到了国家领导人面前。

时任中国农科院院长的卢良恕院士组织了专门的粮食战略课题组，对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进行解答。经过测算，他们向中央领导提出“粮食人均400 千克不可少”的政策建议，并很快得到批示，成为沿用至今的基本政策参考值。

“这个数据一直到现在还是指导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的底线。”中国农业科学院食物营养研究所副所长王东阳这样评价道。

由此，中国农科院开始以智库身份为国家农业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建议。

而卢良恕也带领团队在我国农业发展的重大宏观战略问题上继续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期，卢良恕领衔的中国中长期食物发展战略研究组建议，要未雨绸缪，避免人口高峰、生产高峰和进口高峰同时到来，尽量让生产高峰先于人口高峰，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前储备农业生产能力（包括现实生产能力和潜在生产能力）。这一战略研究后继有人，持续至今，已经出版了1995年、2000年和2020年的相关研究报告。

紧随其后，卢良恕又带领团队确定了13个中国粮食主产区，并划分了主销区和供需平衡区，为中国粮食生产、投资的重点和区域发展的方向提供了前瞻性的建议。

王东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三项重大建议都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批示，随后转变为具体政策，如中低产田改造、粮食主产区建设和转移支付、“两区”建设等。

一脉相承的是今天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的工作，他们主持完成了重要农业资源调查、中国种植业区划、中国化肥区划、北方旱地农业类型分区及评价、基于比较优势的种植业区域结构优化战略、全国农业功能区划、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划分，以及粮食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的规划研究等和21 种区划。该所研究员罗其友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些工作构建了新时期我国重要农产品区域布局的蓝图，为我国农业布局的优化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撑。

此外，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还深入研究了气候变化对农业等的影响。研究员许吟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这项研究支撑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适应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研究报告的撰写，有效支撑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政策文件的制定和国际气候变化公约的谈判。

信息所率先向农业发达国家借鉴经验，开展农业展望研究。研究员许世卫告诉记者，通过农业展望手段，对主要农产品供需形势进行预测，能够有效引导帮助生产和市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提升中国农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据悉，中国农科院先后主持完成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理论道路与模式”“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研究”等，提出“现代集约持续农业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种植业应该从粮－经二元结构转变为粮－经－饲三元结构”“把粮食安全观念转变为食物安全观念”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路和政策建议。

国际合作为国家谋发展

2016年2月22日，我国首个植物免疫蛋白质生物农药阿泰灵的专利所有者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与美国爱利思达 有限公司（Arysta Life Science）签署了中美两国首个生物农药海外独家代理合作协议。

植保所副所长邱德文研究员回忆，从第一次拨通电话算起，阿泰灵走向世界花了14个月的时间。让国际大公司花钱来买中国的技术和产品，在生物农药这个行业是第一次。如果阿泰灵按计划在全球范围内推广，预计未来年销售额将达数亿元。

不仅是生物农药，中国农科院多项成果和技术已经走出国门。

水稻所利用分子育种技术，为亚非目标国家培育出第二代绿色超级常规稻和杂交稻，相比当地品种普遍增产20%至30%，推广总面积达到210万公顷，其中非洲45万公顷，东南亚170万公顷，预计为当地增收5.46亿美元。

中国农科院海外研究中心经济作物研究室在吉尔吉斯斯坦推广中棉所系列棉花品种和配套栽培技术，已成为当地主栽品种，推广面积超过15万亩，有效提高棉花单产60%以上。

截至2016 年，中国农科院已有10 余个研究所的技术和产品包括杂交稻、杂交玉米和蔬菜等农作物种子、动物疫病防控技术与疫苗生产、农作物病虫害综合治理技术、设施园艺技术、饲料生产技术、农业机械及沼气技术等实现了“走出去”，共涉及亚、非、美、欧28个国家。

今天能初步实现农业“走出去”的目标，得益于中国农科院60年来重视国际合作的传统。从建院初期，主要和前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互派代表团、科学家互访、种质资源和文献资料的交换以及学术交流；到20 世纪50—60 年代，从国外引进作物品种2 万余份；再到改革开放以后，与发达国家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所属研究中心以及欧盟等国际和区域性组织建立密切合作机制，合作内容不断深化。

截至2016年底，中国农科院已先后与83 个国家的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38 个国际组织、7个跨国公司以及基金会等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与合作，与50 多个国家和17 个国际组织正式签订了科技合作文件，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对外科技合作项目快速增长，共计1700 多项，总经费超过15 亿元；通过双边、多边等不同渠道引进动植物优异种质资源和优良新品种5 万余份，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种质基因库。

2012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巴西成立了“中—巴农业科学联合实验室”，这是我国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农业科学联合实验室，标志着我国农业科技实施全球布局迈出了重要一步，具有里程碑意义。之后，中国农业科学院又相继在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国建立了海外联合实验室。

2016 年1 月21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海外农业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走出去”工作迈上新台阶、进入新阶段。

机制创新为未来开天地

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峰值，而农业需要具备6亿吨以上的粮食生产能力，届时我国农业也将全面实现现代化，基本确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格局。“在未来15年的过程中，我国农业面临发展难题和风险相互叠加的局面。”农业部党组成员、中国农科院院长唐华俊院士认为，要破解这些难题和挑战，根本出路在科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农业现代化形成交汇，农业科技创新将出现重大突破。唐华俊告诉记者，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如果只是按部就班地跟踪国际研发显然已不能满足需求，必须紧扣发展、抢抓先机、超前部署、跨越发展，用尽可能短的时间在科技创新和机制创新上实现重点跨越，推动我国农业科技跨越发展。

从2013年启动实施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到2014年牵头成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再到2017年发布《“跨越2030”农业科技发展战略》，中国农科院正在一步步地创新体制机制，为初步树立农业科技世界强国地位奠定坚实的基础。

科技创新工程的实施对科研人员来说是换汤又换药。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开展创新工程后，他们已经没有了“研究室”的概念。原本二三十个方向凝练梳理后变成3个领域、9个创新团队。该所所长任天志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以前一个研究员“兵种”复杂，又扛枪打仗又做勤务兵。现在“能做强的就做，没有能力做强的，让别的研究所做。我们集聚人才，之后从制度层面设计，形成合力，然后完善制度，科学管理。”

目前，农科院梳理形成了8 大学科集群、134 个学科领域、315 个研究方向。30多 个研究所原有的1026个课题组，整合为现在的332个科研团队，较好地解决了研究方向交叉、重复、小而散等问题，定位更加准确，发展重点和方向更加突出。长期稳定支持经费与竞争性经费相结合的科研组织模式，保障了科研团队围绕科学前沿和产业需求开展长期研究，广大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得到激发，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

如果说创新工程主要解决的是研究所内部的体制机制建设问题，那么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则旨在解决资源配置碎片化、科研低水平重复、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等问题，进而推动全国的农业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

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告诉记者，至2016 年年底，在联盟框架下已成立了专业联盟、产业联盟和区域联盟共50 余个，初步构建了工作一盘棋、组织一体化、产业一条龙的“三个一”工作格局。联盟作为农业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重要探索，已在全国上下形成广泛共识，在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支撑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日益显现。

今年初，唐华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农科院已经制定了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目标，明确到“十三五”末期，将建成6个以上世界级农业科学中心和30个左右国家级农业科学技术中心，打造170个左右科技创新卓越团队，攻克一批产业发展急需的重大技术难题，力争早日实现世界一流农业科研院所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