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有15分钟的时间。”在知道记者要采访时，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副县长王旭解释道，他正要陪同中国科学院专家下乡调研。

自从3月21日中科院专家驻点水城以来，王旭就把服务专家的工作作为重点任务来抓。“他们深入基层，以听、察、看、访、议的形式，细致了解贫困户、资源禀赋、产业发展情况等，积极寻找脱贫短板，为水城扶贫的建言献策奠定了基础。”王旭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对于未来水城县的扶贫工作，王旭认为会以产业为平台、科技为抓手、贫困户为重点、效益为根本，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让生产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用科技帮群众拔掉穷根”。

科学布局 长短结合

记者到达水城县当天，正赶上这里召开脱贫攻坚“春季攻势”行动部署动员大会。王旭表示，将坚持多渠道解决贫困问题，着力织密织牢金融扶贫、医疗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政策兜底扶贫这“五张网”。

与此同时，还要打好基础设施扶贫、“三变”扶贫、党建扶贫、旅游扶贫、社会扶贫等“五套组合拳”，形成各项政策、各项措施的“叠加效应”。其中，“三变”是指推行农村“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发展新模式。

在王旭看来，首先要把产业找好，特别要抓好烤烟、小黄姜，养猪养鸡等短、平、快的产业，让贫困户短时间内有收益，而对于不适合的产业要进行调整。

众所周知，核桃、刺梨等产业在布局很多年之后才能有收益。“要坚持长短结合、上下游结合、林上林下结合、种养结合的思路，真正做到家家有产业、户户有措施。”王旭说。

党建扶贫也是水城县一大特色。记者在参观中国三变博物馆时了解到，2010年，水城县在全县310个村居创建“富民型”农村基层党组织，并成功探索出产业链上建支部、合作社中建支部、建立联村党委和村级党委的具体做法。

以蟠龙镇法那村为例，这里以“一强双争带四富”为载体，着力在“支部领富强服务”上下功夫，成功开创了“富民型”基层党组织示范样板，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700多元，掀起了人民群众感恩共产党、积极要求入党的热潮。

农民党员顾建平自创《再唱山歌给党听》在六盘水市广为传唱，记者在中国三变博物馆看到了这首歌的歌词，法那村党支部也成为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此外，勺米乡坡脚村、米箩镇米箩村结合本地实际，成功打造“支部+协会”“支部+基地”的富民模式；杨梅乡五星村女支书段林佳与其他女村干部一道，以“实干+巧干”的方式，带领群众实施茶叶种植、养殖蛋鸡，促进农民增收，树立起“巾帼不让须眉”的典型。

把准市场 激发活力

“水城县在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引领群众增收致富的作用，不断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进村强民富。”王旭告诉记者。

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体不明晰、产权归属不清、要素聚集不强、效益发挥不好等问题，水城县整合村集体各类资源，采取存量折股、增量配股、土地入股等多种形式，推动农村资产股份化、土地股权化，盘活各种资源要素，形成资源叠加效应，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以县属平台公司为主实施的猕猴桃产业，农户占股90%、公司占股9%、村集体占股1%，既实现了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双赢”，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积累。

此外，水城县着力盘活各类资金。据介绍，坚持在不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及用途的前提下，将财政分散投入到村的发展类资金，尽可能转变为村集体持有的资本金。

以水城县发耳镇双井村为例，该村将上级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扶贫资金100万元作为股金，投入水城县家家富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獭兔养殖项目，村集体占股60%，进一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积累。

“培育主体是关键。”王旭向记者介绍，结合水城实际，探索创新“平台公司+合作社+贫困户”模式。

具体做法是，以村居为单位成立合作社，采取将建档立卡贫困户申请的“脱贫贷”通过合作社纳入平台公司的生产经营，由平台公司每年将贷款总金额的6%给合作社的方式，其中贫困户占5%、村集体占1%，既带动贫困户通过合作社实现全覆盖，又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积累。

目前，水城县共有6家省级龙头企业、15家市级龙头企业、10家县级平台公司、45家建筑公司、229家专业合作社将村集体联结起来参与“三变”。

“水城县坚持把‘三变’改革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盘活了沉睡的村级集体资源和资产，激活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活力，逐步走出了一条集体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新路子。”王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