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生物学》期刊107篇来自中国作者的论文被撤，有人提出一个问题难住了我：“据说考核和指标的压力，国内国外都一样。为什么国外作者不会被大规模撤稿呢？”

我被问得目瞪口呆。第一反应是很感性的：国外怎么会有人干这种事，找死吗？

在美国一家肿瘤医院从事研究的科学家荣永琪告诉我：“被发现的话，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事情也不会那么绝对。总有人会经不住走捷径的诱惑。一个数据是，在美国的科研群体中，平均科研不端的比例估计为10万分之一。

不端概率如此之低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荣永琪说，10多年前他去那家全美排名第一的儿童肿瘤医院入职的时候，“你说自己在中国是什么学历就是什么学历，根本没人会来怀疑”。对于需要同行评议的论文，研究人员也不会把时间花费在核实原始实验数据上——直到这两年，有人造假，东窗事发。

与这种信任氛围对应的，就是学术不端的代价极大。

“一旦造假，还在做研究工作的人，将终身不得申请经费，甚至已发的经费也会被追回。如果已经找到工作的，也会因此丢了工作——其实也是再不能做科研了。”荣永琪说。

但是，这种严厉并不是在事发那一刻才开始。在美国的感受是，对“信用”的坚守与重视渗透在学术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学里入学新生每门课的讲义上，都会印着提醒学生恪守学术规范的“荣誉保证书”。在读研究生的我先生老陈，去年有一门课的期中作业答案全对，却只得了20分，找老师讨论时，对方指着作业中的某一页纸严肃地问“为什么这几行运算过程与另一位同学如此相似？”在亚特兰大遇到的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因为在校期间有过一次随意伪造教授意见的经历，去年申请多所医学院，哪怕有教授的强力担保，也没得到一张录取通知书。

我的朋友陈艾薇，过年回婆家时起了一身疹子，拿着作为皮肤科医生的公公开的处方去买药，却发现药太贵，买不起——明明他的老公拥有能报销80％医药费的学生保险，可公公也爱莫能助：“我不能把药开到儿子名下，这违反职业道德。”

虽然看似“无情”，却并不“冷酷”。教授在听了老陈分析解题步骤之后，确定他并未抄袭，遂帮他改回了90分。申请不到医学院的越南裔姑娘，还可以找到与研究无关的工作……艾薇的公公，开着一家皮肤科诊所，固然不能为自己的儿媳假公济私，却也没有任何机构去要求他必须要做科研、发论文，他大可以把时间与工夫花在给人治病上。

类似这次发生的大批量学术不端行为，在荣永琪所在的肿瘤医院就很难发生：一则现在大多数医学研究都是团队合作的成果，团队中每个人利益不同，人人独立，就算是团队领袖也很难说服一群人跟他一起冒身败名裂的风险。

另一方面，对这儿的医生来说，SCI论文并不是升职加薪“一刀切”的利器——临床医生没有科研要求，专心看病就行。对有志于科研的医生来说，到了教学医院，有了实验室，专职做科研，才有提高职称的可能，而升职时论文、项目能不能申请到研究资金等条件都会纳入考虑范围，并不是有两篇或是三篇SCI论文就万事大吉。

荣永琪的一个大学同学，就在这回被媒体披露的524名涉及撤稿的医生名单中。

可他觉得，自己与同学并无道德的优劣之差：“说到底，还是环境不同。”

讲诚信说起来是个道德品质的问题，但在现实中，美国人重视诚信胜过“为尊者讳”或眼前利益，也不光是因为心里住着道德标兵。

“当信任被破坏，社会运作的成本会在无形中提高。以前我们做同行评议的时候不会想到去问作者要原始数据，可是现在会多很多工作量。看到汉语姓名的论文，也会检查得更严格一点。所有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台的学者都将承担这种信用受损的后果。”

所以，对绝大多数了解这个体系的科研人员来说，学术造假太得不偿失了。

体制会有漏洞，总有能钻空子的时候，可他们就是不会钻——不仅是因为后果足以让自己身败名裂，也许更因为，生活中还有更多值得追求的事情。

我先生对此深有感触。有一天，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的课堂上，一个北大毕业的中国讲师突然给学生们发了他最新的论文。

这位王姓老师特别自豪地说：“你们是第一批看到这篇论文的人。我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思考了好多年，现在终于印证了这种办法可行。”

“做研究那么多年，我看到很多人都喜欢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一旦毕业，他们的研究方式就很少再改变，所写的论文也会流于平庸。但其实，保持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找到新的研究方式，是很快乐的。”王老师一时说开了闲话，告诉学生们，“我希望你们都能在研究生涯中找到这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