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教育学家”

■刘海峰

在当代中国，教育家多，教育学家少。无论是大学教师还是中小学教师，只要做到相当出名的时候，往往就被称为“教育家”。因此，我们看到许许多多校长以及各学科的著名教授都成为了教育家。另一方面，全国从事教育研究的人很多，教育学界做出成就的学者也不少，但是却很少有人成为“教育学家”。

与法学界经常称某位学者为“法学家”或其他学科多称某某“学家”不同，中国教育学界很少称中青年学者为“教育学家”，即使是上了年纪的教育学专家，也较少被称为教育学家。我觉得教育学界这个传统还是好的，即比较严格。

2009年9月，笔者被特邀到北京大学出席“高校招生考试与宪法平等学术研讨会”。18日晚，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张千帆教授请笔者参加一个“招生考试与宪法平等——教育学家与法学家的对话”。法学界因为每两年会评出“十大青年法学家”，自2005年以来还每年举办一届近300人参加的“中国法学家论坛”，大家对“法学家”之称已经习以为常，即使是比较优秀的三四十岁的法学教授或副教授被称为法学家也常见。而当时笔者已经50岁，当了17年的教授，出版了近20本著作，获得过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6次，也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但这是笔者平生第一次被称为“教育学家”，感到不习惯，也不大自在，因为在教育学界，一般都只称“教育学者”，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使用“教育学家”的头衔是很慎重的。中国法学大概是最常称“学家”的学科，而教育学大概是最少称“学家”的学科之一。

成名不易，成家更难。从高标准来说，成为某某“学家”应该能够“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要开宗立派，或者其学术要有独门的贡献，自成体系。做学问贵在自成体系，因为注重体系、有宏大构思，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构成总体目标的一部分，就像由众多石块垒成高大的金字塔一样。而没有总体计划所进行的研究，最终的结果就如一堆乱石，或者只建成许多平凡的建筑，形不成巍峨的大厦。

自1984年硕士毕业到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任教以来，笔者在教育学界已经行走了33年，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科举、高考与高等教育三个领域，特别是提出并推动形成了科举学这一专学，并为理性认识高考制度、稳步推进高考改革出谋划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经过多年的努力，从一个“善鼓瑟而立于竽门者”，到被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学重要同行所认可和接纳，令人欣慰。只是笔者有自知之明，自己离真正成为“教育学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多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会感觉到，和其他人文社科相比，教育学确实地位还不够高，或者成熟度还不够，毕竟诞生时间比较年轻，不像有些老学科和传统学科。教育学科经常被一些传统学科（比如文史哲或者一些社会科学）学者认为没有明确的学科边界，因此不大被看重。

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经济学科是“帝国学科”，从业人员最多，也最成熟，所以才会有设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情况。社会学和法学也很庞大，而且国际上也高度重视。在国外，有些人认为教育学是二等学科，有的人甚至称之为次等学科。在我国上世纪30年代，也出现过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把教育学科说得没有什么必要，影响到有些大学对教育学科要么撤销、要么缩小，许多大学刚成立不久的教育学院又改回教育学系。

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就没有教育研究所，建国后的中国科学院和后来的社科院也没有教育研究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是隶属于教育部之下设置的，其他如财政部下面还有财经研究所，但社科院里面仍然有经济所，就是没有教育学所。台湾现在的“中央研究院”延续民国时期的体制，也是没有教育研究所。从民国时期到台湾延续下来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一个教育学的“中研院”院士。台湾地区不像我们大陆有中断和动乱这种不断的影响，他们一直延续下来，而且也是受到欧美的影响，按理说学术传承很清晰，而且积累很丰厚，可是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相比就是比不上，可能人们认为教育学科做出来的成果和其他学科比还是有一点差距。

当然，我们身在教育学界的人都知道教育学科非常重要，毕竟教育学是关于培养人的活动的学科，中国的教育问题十分重大而复杂，教育研究大有用武之地，教育学科会有很光明的未来。教育学界的学者或者“学家”们，只要励精图治，共同奋斗，做出成就，就能逐渐提高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就笔者自己而言，也将持之以恒，产出更多的学术精品，让成果说话，用事实说话，争取做一个让其他强势学科的大牌教授不敢小看教育学科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