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陈予恕用一场学术报告，纪念自己从教60周年。受访者供图

上午十点的阳光照进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二层的办公室，照亮陈予恕的白发。

白发丛下，一张微笑的面孔泛着红润，大约是特定的生活方式使人显得年轻。若不是几名同事、学生都提及，很难相信面前这位年及耄耋的老先生，仍坚持每天晨起锻炼、骑自行车上下班。

助手算好了采访时间，提前十分钟赶来办公室开门，却看见陈予恕端坐桌前，已经开始工作了。助手张罗着打开水泡茶，刚提起暖壶，又放下，无奈地说一句：“陈老师，您怎么又自己打水啊！”

周围人都知道陈予恕年事已高，变着法儿地想要帮他多分担一些。好像只有陈予恕自己不知道似的，小到打水、泡茶，大到教学、科研，多年里躬身亲为，不知疲倦。

“为什么在应该颐养天年的时候，仍坚持在科研和教学一线？”这样的问题，陈予恕大概已经听到过很多次了。

“国家需要我们这个学科，我有紧迫感。”他一如既往地回答。

掌舵

全程229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缩短旅途时间十余小时。2012年12月全线贯通运营的京广高铁，是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

京广高铁贯通前，陈予恕与20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一道，在北京至武汉段考察、参观。

“我想问一下，在两列列车交汇时，还是感觉有一股冲撞力，这是什么原因？”车厢内，陈予恕无暇欣赏风景，先向铁道部总工程师、院士何华武提出了自己最关心的动力学和安全性问题。

“世界上任何两辆列车在交汇的时候，由于动力学的原理都会产生冲撞力。但我们的设计是满足动力学和安全性要求的，这点您可以放心。”何华武解释说。

陈予恕的研究重点，正是非线性动力学里的非线性振动学科。这一系列名词普通人读起来是拗口，但在陈予恕眼中，它们能应用于世界上的角角落落。比如，高铁的设计时速要想再提高，它遇到的问题就属于非线性动力学范畴了。

特高压输电线的“舞动”也得靠非线性振动理论来解决。

陈予恕打着手势比划，两根杆塔跨山、过河，中间架着输电线，天冷空气潮湿，电线容易结冰，风一吹，它就“忽闪忽闪地振动起来”，幅度一大容易断裂，整个电网停电，损失可就大了。

“有一年湖南湖北发生这种情况，正好是临近春节的时候。”陈予恕说的是2008年的南方特大冰雪灾害。看来这传说中的“非线性振动”，离我们的生活还真不远！

见大家听得认真，陈予恕越发来了兴致。

“我们坐公共汽车、坐火车，不是都能感觉到振动吗？”他说。振动大了不安全，噪声大了既影响身体又影响环境，如何减小振动，让机械运行得经济、可靠、平稳、舒适，这就是非线性振动理论存在的意义。

聊了许多地面上的事物，陈予恕的话头转向空中，讲起了他近10年重点关注的对象——航空发动机。

2015年，陈予恕组织参与了国家“973计划”，带领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天津大学的两组梯队，共同研究航空发动机运行安全基础问题，承担了航空发动机非线性振动故障机理的诊断和控制研究。

在陈予恕的学生、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青年教师钟顺看来，面对国家在航空发动机方面的迫切需求，老师在团队中的角色就像是航船上的舵手，会经常和团队成员交流，从宏观上进行把握，保证“每一份力量都使得对”。

那么，我国在航空发动机方面的需求究竟有多迫切？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陈予恕给出了一个看似不太起眼的数字——600万元。

“修理一台发动机大概是600万元，买一台发动机大概也是六七百万。”那为什么不买呢？

原来，由于发达国家设置技术壁垒，我国能够购进的航空发动机数量非常有限，一旦出现振动问题，只能自主修理。

同样是因为技术差距，航空发动机还不能实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局部修理，每次出现问题，都要整机拆开重装，测试振动是否合格，若不合格，就再拆再装，一遍遍尝试。

“航空发动机一万多个零件，拆一次装一次，又费时间又费钱。”在陈予恕心里，这种粗犷的修理方式无异于大海捞针。他希望能通过在非线性振动理论方面的突破，分析出航空发动机出现振动问题的原因，精准定位需要修理的部分。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陈予恕奔忙于全国各地，带领团队成员北上南下，在解放军某厂、中航商用航空发动机公司等航空发动机的修理、制造单位进行调研，总结企业在生产实践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并尝试建立双方的长期合作关系。

“我们国家的动力学是什么水平？就是这个水平。”说起航空发动机修理时的反复拆装，陈予恕言语里略有无奈。但想到解放军某厂为支持科研专门送来的那台航空发动机，他的表情又活泛起来。

“现在身体还可以，也没有太糊涂。”陈予恕说着，语气里的笑意逐渐被认真取代，“我还是想把这个头开起来。能开个好头我就满意了。”

报恩

无论是上世纪60年代，为天津棉纺一厂研究纱锭转速如何提高，还是改革开放后，为平顶山洗煤厂调整振动筛性能，再到如今参与“973计划”，陈予恕的字典中，科研项目常被称作“任务”，而与“任务”相对应的，是自己的“承担”。

从1956年留任天大助教算起，至今的一甲子岁月里，科研于他，与其说是一份工作，不如说是一种责任。追溯这份责任感生发的源头，陈予恕的答案浅显中亦有深沉——对党和国家的感恩。

“我想起来……我真是激动……”在天大庆祝建党95周年的一段视频里，镜头前的陈予恕出人意料地哽咽了。他用爬满皱纹的手捂住嘴巴克制情绪，双眼含着泪光说：“我的成长，没有共产党肯定没有今天。因此我总是觉得，自己对国家、对党做的事情太少。”

少年求学的坎坷经历，是这所有深情的底色。

1931年，陈予恕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农村，家中靠务农、做小买卖为生。父辈、祖辈多不识字，便对作为长孙的陈予恕寄予期望，想要他多少学点知识。不巧，陈予恕的学龄期恰逢日本全面侵华，位于津浦铁路上的平原县局势紧张，他的求学路也在时代的左右下一波三折。

为了上学，陈予恕7岁时便独自跟随父亲的朋友去济南，睡过亲戚家的夹缝道儿，吃过喂马的发霉的大米。中间虽不得已偶有停辍，但他还是以优异的成绩读到了高中毕业。

回忆高中以前的生活，陈予恕并不记得自己曾规划过什么职业理想，树立过什么远大抱负，只是“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一直没有放弃努力”。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在老师的鼓励下做了许多本数学习题集，在与难题的博弈中找乐趣，也打下了一定的数学基础。

1950年，就读于华东大学附属中学的陈予恕即将高考。济南解放两年，社会秩序虽有所恢复，但国家一穷二白的现实仍重重敲击着学子们的心，能够服务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理工科成为当时最热门的选择。

已在济南参加完山东大学考试的陈予恕，还想去北京参加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的联合招考，却不承想父亲会拒绝给自己出路费。父亲告诉他，家中经济困难，尚有几个妹妹需要拉扯，供不起一个大学生，希望他能安心帮衬家里。

19岁的陈予恕有自己的主意。他先是向父亲的朋友借了4元5角钱，一个人到北京参加了考试，又反复跟父亲解释，解放了，上大学不仅不需要出学费，国家还管学生吃饭，父亲这才勉强答应。

于是，1950年9月，陈予恕走进了南开校园，成为机械系的一名新生。两年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南开机械系调整到天津大学，陈予恕从此一直学习、工作在天大。

也许是坎坷的求学路让陈予恕倍加看重上学的机会，也许是即将迈入大学校门那一刻的柳暗花明让他倍感幸福，当年的那个山东小伙，在收到国家政策送来的礼物后，耿直地将一切牢记在心，并用实际的努力，给了这份馈赠最好的报偿——他将非线性动力学引入了中国。

1959年，留校担任助教的陈予恕，经教育部批准，被派往苏联学习疲劳力学。陈予恕数学基础好，喜欢研究理论，但疲劳力学经常要做实验，他不感兴趣，便在苏联科学院机械研究所，开始了旋转机械的振动研究。

当时，陈予恕导师的研究领域是线性振动，研究已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见研究室还有两位非线性振动方面的专家，陈予恕便经常去“偷师”，导师发现给他的任务都完成得不错，也没有反对。

四年过去，陈予恕从苏联带回了非线性振动学科，也带回了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我国的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发表在当年的《力学学报》上，是我国非线性振动领域的第一篇论文。

“当时中苏关系不好。中苏关系要是好，我在那儿再待一两年，就能拿到苏联的博士学位了。”回忆往事，陈予恕感慨。

但正是因为没有学到苏联在非线性动力学研究上的全部精华，回国后的陈予恕才加倍努力。当时的天大没有数学系，他就去隔壁的南开听数学课；学科里的新文章用了近代数学，他就自己去补近代数学理论。

“用老办法去解决新问题是很难的。我都是先学人家的数学方法，再结合我在振动上的基础，这样提出新的东西来。”多年探索实践，陈予恕早已深谙发展、创新之道。

播种

2016年9月10日，第32个教师节。

寻找最美教师公益活动颁奖典礼上，四位嘉宾依次走上舞台。他们身后的背景屏幕里，有飞机起飞、高铁奔驰、火箭发射。

嘉宾们来自不同的科研院所和高校，有男也有女，有壮年也有青年。一个共同的身份将他们联系起来——陈予恕老师的学生。

陈予恕并不确切记得自己带过多少名学生，就像播种者记不清自己培育过多少株苗木。

从改革开放后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开始，至今的近40年中，他看着一批批学生成才立业，像当年的自己一样，走上用非线性动力学服务国家发展建设的重要岗位。

“我现在已经有第四代学生了。他们有时候叫我‘师爷’，我说‘你的研究生以后再怎么叫我呢’？”说起“徒子徒孙”们的趣事，陈予恕脸上洋溢着作为教师桃李满天下的成就感，“不管你是第几代也好，都叫‘老师’就行了。”

学者陈予恕谦逊而和气，但老师陈予恕耿直而严肃。用学生钟顺的话来说，他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场。

钟顺记得，有一年正月初三，自己在办公室干活儿，觉得“今天不可能会有人来”。9点刚过，陈老师准时推门入内，让钟顺心里好一阵紧张，庆幸“还好我来了”。有时候，早晨趴在楼上看见陈老师出门，钟顺总会以更快的速度飞奔到办公室。但与老师“斗智斗勇”多年，也不曾让他忘记，自己蜜月旅行的路费还是老师出的。

1994年开始跟随陈予恕读博的张伟，如今是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在他的印象里，每名学生交上去的论文，陈老师总会逐字逐句修改，连标点符号、英文注解中的细微错误，都逃不过老师的“法眼”。因为工作完成不及时，张伟在校时没少挨老师批评，但回想起来，“如果当时不是这么严格要求的话，我可能也达不到目前的学术地位”。

陈予恕以自己对科研、教学的严谨标准要求学生，也用紧盯国家重大需求、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风格影响着学生。

他的学生、“国青”基金获得者、“973计划”首席科学家杨绍普说：“先生用科学的理论来解决实际工程应用中的技术难题，这影响了我的一生。包括我在内，他的绝大多数弟子都延续和坚持了这种风格。”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为了进一步扩充学科队伍，吸引更多学子选择非线性动力学，陈予恕在从教55周年之际，捐出了自己的40万元积蓄，设立了非线性动力学领域第一个个人奖学金——陈予恕奖学金。

去年3月，“陈予恕奖学金”第五次颁发，累计已有46名学子获奖。“60年的工作和学习，虽然说起来，我也够努力，但是总感觉到自己取得的进展和成就不够让人满意。”总结从教60年的经历，85岁的陈予恕谦逊地说，“现在，适逢学科发展的大好时机，我本人将继续努力，一直到我生命最后一刻。”

此言非虚。

采访结束时，陈予恕提到了高校非线性动力学授课存在的问题。“我现在不讲课了，但想一想，下学期我还要讲。”因为担心目前只讲32学时，学生吃不透理论基础，他已经找授课教师们谈过多次。“必须讲到60到80学时，学生才能理解，理解了才会用，用才会学，反复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掌握这个理论。”陈予恕说，“我着急也没用啊！我已经开始重新熟悉讲稿了。”

言毕，他把正在批改的几份在读博士生论文收入半旧的手提包中，阔步踏出办公室，匆匆消失在过道拐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