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大类招生培养为何如此重要

■卢晓东

近日，清华大学宣布将于今年开始推行大类招生与培养，将本科专业归并为16个大类招生，这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改革。为此，清华大学成立了由校长邱勇担任组长的“大类培养领导小组”，同时聘请16位学术“大咖”担任首席教授。

大类招生与培养本质何在？这一制度与“按专业招生和培养”有何不同？

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中国向前苏联学习，将“专业”当成了人才培养的实体，“按专业招生和培养”基本意味着学生属于一个固定的“专业”实体，大学也往往有一个与专业同名的教研室或者院系的教师组织。1990年以后，随着中国学者对“专业”概念的不断追问，高等教育界逐渐认识到，专业本质上就是一组柔性课程，学生学完这组课程就会形成一定的知识和能力结构，获得专业的毕业证书。因此，大学可以没有与专业同名的学生班集体，也不一定有与专业同名的教师组织。专业作为柔性课程组织，使得跨学科专业设置和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成为可能。

教育实践中，北京大学以元培学院（住宿学院）为平台、多院系协作建成“政经哲”等三个跨学科专业。实践表明，新的专业概念在理论上可能，在实践中也可行。在北京大学“政经哲”以及其他跨学科专业背后，确实没有、也不需要一个实体的“政经哲”学院或者系、教研室，这表明新的专业概念已经在中国高等教育中从理论走向了现实，开启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更多可能，特别是为“新工科”专业建设提前积累了经验。

专业是一组课程，那么一组专业如果有一半左右课程较为相似，就可以对这些专业的教学计划进行调整，使学生在前两年学习共同课程，这组专业因此就形成了“专业大类”。由于学生在学习共同课程的第一、第二学年，其所学课程尚没有特别区别，因此，这期间学生在本质上不具备专业身份特征，只能属于一个专业大类。按大类招生与培养的第一步就是进行教学计划调整。例如，北京大学经济学类之下，包含六个本科专业：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财政学、金融学、保险和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学。浙江大学在对课程进行更大范围调整之后，大类所包含的专业更多，学生可选择的专业范围也更广。例如，该校“理科实验班”大类下包含7个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含运筹学方向）、信息与计算科学（含信息处理与信息安全方向、计算机图形学方向）、统计学（含金融数学、保险精算、生物统计方向）、物理学、化学、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含心理咨询方向）。

大学如果将通识课程集中在第一年，那么招生大类可以更加简约、集中。上海大学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高校最前面，该校2016年将58个专业分为人文社科类、经济管理类、理学工学类三个大类。

大类招生与培养改革始于2002年。那一年，山东理工大学也提出了与上海大学类似的大胆改革方案，将全部专业划分为文、理两个大类招生与培养。为与当时高考录取政策相协调，该校以“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作为大理科的虚拟招生专业，以“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大文科的虚拟招生专业。这项改革还曾经获得国家级教学改革成果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校此后倒退回按专业招生和培养的老模式。“2015年山东理工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招生章程”第十六条为：该校2015年实行按专业招生，分类培养。这种倒退虽可能是从实际出发，但仍然凸显出“按大类招生和培养”的不易。

按大类招生和培养的第二个难点就在于之后的专业选择和分流。如果高校在这个过程中更加以学生为中心,那么一定会有一些专业选择人数太少，或者是选择该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成绩方面并不优秀。这一点与传统根据教师数量安排招生计划、不允许转专业的“计划经济”模式产生冲突，高校需要根据学生选择对教师编制、教师授课任务予以调整，一些专业可能面临撤销的可能。这是最难的，也是最大阻力所在。

邓溪瑶等研究者基于一所顶尖大学2004—2009年毕业的16320名本科生的四年GPA大数据，对分省生源在大学的学习表现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生源表现最为优秀。根据浙江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方案》，该省今年“实行专业平行志愿，一所高校的一个专业（类）作为一个志愿单位”。上海大学按照三个大类在浙江招生，假设另外一所大学继续按照单一专业在浙江招生，那么考生报考上海大学的一个大类将有更多专业选择机会，这意味着上海大学会有更强招生竞争力；北京大学如果将可以选择全校130个专业的元培学院大类200人投放浙江，将在“985工程”高校中获得最强生源竞争力。这表明，按照大类招生与培养的教学改革和知识传承组织模式调整其实有着现实的迫切性，这比招生人员跑断腿、磨破嘴重要得多。如果一所高校尚没有进行大类招生与培养制度变革，那么这所高校在生源竞争中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