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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闻中出现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今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成员曾提到“博林格林大屠杀”，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瑞典和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然而事实上这些从未发生。

误传的消息很快被纠正，但一些历史谜题却很难被抹除。例如，至少从2010年起，一个在线社区就在分享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在20世纪80年代死于狱中的显然不可动摇的回忆，然而事实上曼德拉活到2013年，他在1990年离开监狱并曾担任南非史上首位黑人总统。

记忆的不可靠性尽人皆知，但一些专家担心一种新现象正在出现。“记忆以新的方式在群体间共享，比如通过脸谱网和图片分享软件Instagram，从而模糊了个人和集体记忆的界限。”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Daniel Schacter说，“基于互联网的错误信息的发展，比如最近广为人知的假新闻网站，产生了以令人困扰的方式扭曲个人和集体记忆的潜力。”

集体记忆形成历史的基础，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形成了他们对未来的思考。为了抵制假新闻的影响，瑞典苏黎世大学记忆研究专家Micah Edelson说，“除了了解这些网站的形成之外，了解人们如何对它们做出回应也很重要。”

所有人一起

交流形成记忆。对谈论过往的一对对话者的研究表明，讲话者能够通过选择性地重复一些事实强调一件事的一些方面。这具有合理性。被提及的事情会被讲话者和听话者两人记住。有一个不太明显的推论：未经提及的相关信息比没有相关性的信息更容易被遗忘，这种效应被称为提取—诱发遗忘。

个人层面的认知现象被认为是记忆交汇的一种机制，这一过程是两人或更多人对发生的事件达成统一的观点。但在过去数年，有线索表明，群体层面的力量也会影响记忆交汇。201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Alin Coman和纽约市社会研究新学校的William Hirst报告称，记忆交汇更容易在社交群体内部而非群体之间发生，基于调查数据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62%的美国成年人从社交媒体上获取信息，这里的群体成员身份通常比较明显，并会被强化。

群体还会扭曲记忆。去年，Edelson的团队首次分析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大群体的记忆。研究人员把编造的4名维和部队志愿者的信息传递给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140名志愿者，并将其分为10组。首先，参试者被要求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印象对相关信息进行回顾；然后，他们参与了与同组的其他成员进行的一系列对话（在线对话维持在几分钟之内），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会一起回顾相关信息；最后，他们会被再次要求以个人方式回顾信息。

研究人员分析了两个场景：其中一个群体形成了两个次一级的小团体，几乎所有谈话都发生在小团体中；另一个则形成了大群体。Coman说，尽管隶属单个大群体的人会就同样的信息达成一致意见，但两个小团体的人则对编造的志愿者的不同“事实”产生了交互碰撞。

这一效应在现实世界中也很明显。尽管生活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拥有共同的阿拉伯—巴勒斯坦身份，但由于被1948年和1967年间发生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分割开来，他们对于自己的过往记忆有着不同的版本。

Coman认为，记忆交汇会支撑群体凝聚力。“现在，我们拥有共同的记忆，我们有着更强的身份认知，可能会更加关心彼此。”他说。大量研究将强大的群体身份和更高的个人福祉联系在一起。尽管共同的记忆可能会更加促进群体的关系，但也会歪曲外来者的角色，使群体之间形成隔阂。记忆会塑造群体身份，这反过来会以恶性循环的方式塑造记忆。

被扭曲的记忆

在比利时奥斯坦德，一个公共纪念碑描述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旁边围绕的是两个感恩对象群体：一个是比利时人，另一个是刚果人。2004年，认为该纪念碑误读了历史的抗议者切断了刻着刚果信息的一只铜手。

他们向当地一家新闻报纸匿名解释说，截肢可以更加精确地反映利奥波德二世在比利时非洲殖民地的角色：并非亲切的保护者，而是残酷的暴君。

2010年，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社会心理学家Laurent Licata和Olivier Klein进行了一次调查，了解不同代际的人对比利时殖民历史的态度。他们发现，与他们的父母相比，比利时学生表达了更高程度的集体自责，并对补偿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表达了更高程度的支持。研究人员表示，影响这一演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Adam Hochschild’s颇具影响力的书籍《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该书刻画了一个殖民地时期更加阴暗的图景。“那些在这本书出版时阅读它的年轻人的记忆尤其深刻。”Licata说，“而老一代的比利时人则成长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背景中。”

并非所有的集体记忆都会消失在历史中。认知心理学家、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Norman Brown和哥伦比亚大学的Connie Svob提出，伴随认知和社会过程的一些事物决定这一件事在代际传递时是否会留存下来，这就是事件本身的性质。“对于一个人日常生活结构的改变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Svob说。

一个群体拥有的一系列集体记忆明显会随着时间发展而变化。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会对其青少年或年轻时的事件记忆尤深，这一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怀旧性记忆上涨”。2016年，华盛顿特区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婴儿潮一代定义性的历史时刻是约翰·F·肯尼迪刺杀事件和越南战争，而对于那些1965年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定义性的事件则是2001年“9·11”恐怖袭击和推选出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随着时间的发展，每一代人的内心都会加上一些事件，并遗忘掉一些事件。

发现虚假

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正在指向它可能被集体利益影响的方式。Edelson及其团队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对此给出了乐观的理由，他们报告称尽管一些虚假记忆抗拒改变，但它们的记忆者会受到可靠信息的影响。该团队利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在志愿者回忆与一部电影相关的信息时扫描了他们的大脑。扫描揭示了与不准确记忆区域可信度相关的大脑激活变化，最终揭示了他们是否恢复到最初精确的记忆。“通过让他们接触这个信息是不可信的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会考虑这个意见。”Edelson说，“在60%的情况下，他们会改变答案。即便他们仍然坚持错误的答案，他们对它的信心也会降低。”

Coman对这一发现有两个建议。其一直指司法系统。在美国一些州，陪审员被禁止将审判期间做的记录带入法官评议室——这是高文盲率和群体比个人更可信的观念的遗产。实际上，Coman说，利用笔记有助让陪审员不会产生提取—诱发式的偏见和群体层面的社会影响力。他的团队希望更深入地研究这一效应。

第二个建议与危急时刻如疫情暴发期间将关键信息传播给大众有关。他观察到提取—诱发遗忘在高度焦虑情况下会被加强，于是想到了一些对卫生官员的建议：列出一个短而综合的关键清单，确保所有卫生官员拥有同样的清单，反复重复那些要点，密切监督那些进入循环的坏消息。“如果你了解虚假信息的本质，你就能够通过提到那些概念上相关且准确的信息抑制谣言。”他说。

集体记忆是一把双刃剑。一些人担心它会形成误导。“信息可以在社会上自由流通的事实被认为是开放和民主社会中最重要、最具建设性的一个特征。”Coman说，“但建立这样的社会并不能保证产生积极的结果。”错误的集体记忆可能会以维护自由言论为代价。但了解它们如何形成可能会为下一次人们被提示一次从未发生的大屠杀时提供一些保护。（晋楠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