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在不断分化，这次信息革命尤其是互联网加上人工智能，导致数字鸿沟越来越大，中国又是一个发展快速的国家，所以整个发展差距也非常大。”近日，在2017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上，亚信科技董事长田溯宁表示。

众所周知，贫富差距是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贫困一直是困扰社会发展的尖锐问题。时下，如何用好信息这把打开致富之门的钥匙？作为技术革命的受益者，责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诸多IT界人士纷纷为“IT与数字脱贫”出谋划策。

不能光玩手机

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亚太区首席投资官李耀认为，技术不断变迁推动着人类征服自然，克服各类困难，尤其在克服贫富差距这个方面的手段不断进步。

上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觉得应该在发展中国家盖一些水泥厂之类的工厂，这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到了9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些信息高速公路和信息基础设施，又成为非常重要的手段。如今又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用一些新的识别技术、征信技术以及通讯技术，使得最底层的人可以触及。

“IT与数字脱贫，用世行的观点或者术语来讲，叫做金融包容和数字包容，即再穷的人也有享受信息服务技术的这种权利。”李耀表示。

在58集团首席执行官姚劲波看来，今天所有的人不管你有没有钱，你接受信息的能力都是大幅度加强、大幅度改善的。

“过去只有贵族能找好的老师，今天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接触到斯坦福公开课。”姚劲波说，一个人无论用什么手机，接触的信息品质是一样的，接触信息的能力越来越平等。与此同时，“并不是说农民能接触信息、都能上网了就能脱贫。城市也是一样”。

道同投资（京都资本）创始合伙人、董事长张醒生在考察白洋淀污染和贫困文化时，发现了一个现象。一方面农田里干活的都是50多岁的中老年人，另一方面十几岁的孩子上不了大学，不工作也没有知识去工作。他们个个拿着时尚手机，每天乐此不疲去上网、发各种消息；今天打零工赚30元今天就花掉，没有发展规划。

“跟互联网联结在一起，可是并没有解决贫困问题。”张醒生说，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把人拉得很近，但怎么让这些贫困的人不是光玩互联网，而是从互联网中获得生活发展的技能，融入这个社会，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过去贫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经济。”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沈东曙表示，“互联网现在给了一个特别大和新的起点，我们做一种市场建设的工作，最主要是希望找到杠杆效应。”他认为，IT到了一个跟市场经济差不多同样重要的阶段。

IT服务模式

“我们过去认为IT能够改变世界，后来我发现IT不能改变世界，IT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法制、商业模式是非常重要的。”赛伯乐投资集团总裁王阳表示。

他在贵州考察后发现，山里贫困的家庭只是不知道怎么致富而已，为什么不知道？信息不流通、交通不流通。比如苗织手工艺者只知道她的母亲、奶奶教她怎么织原来传统的东西，却没有一个平台告诉她城里人喜欢什么颜色、什么图案。

大数据上可以做平台，教会每个人都能挣钱的模式，将来每个人都为自己打工。王阳表示，“IT可以做到用平台的形式让广大的群众都参与，而且用教育的形式让大家都知道‘这个平台上我们只要上得去，就能够做好事情’。”大数据可以精准扶贫。

“全面的信息基础设施，包括成本的下降，只是给所有人提供了机会。如果你愿意发展，你能跟所有人在一个起跑线上，并不是所有人就脱贫了。”姚劲波的观点不是IT脱贫，是基于IT的服务脱贫。

而农村缺少一些专门针对农民的好的服务。“我们要做的是把信息服务带到农村层面去。他们会用手机查看信息，但信息能不能无差别传递给每个人，这很重要。我们有责任做好，因为一个信息可能改变一个人生。”姚劲波说，下一步58同城将深度加码农村市场，推进“58同村”，为农村提供更加优质的本地化服务。

在沪江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伏彩瑞看来，扶贫必须扶植，扶植的根本是改善教育。他提出，让优秀的老师足不出户在自己电脑上、用自己可以把握的时间，把自己不上课的时间捐出来，从一个礼拜捐一堂课变成一天捐一堂课。

“传递技能之外，帮助别人形成良好的信仰、良好的人格以及价值观、思想，这里面总有一批年轻人愿意将来读了书回到自己家乡，一代一代。”伏彩瑞说。

李耀表示，推动减贫“讲得最多的是普惠金融，因为普惠金融是最直接减少贫困的手段。还有很重要的普惠教育、普惠农业、精准农业等，如何使得很贫困的人用很少的资源却能获得很大的产量”。

商业的公益性

当新的生产利益有了大的IT技术，未来会怎样？“IT的关键在于，你如何使得社会生产力在这样一个方式的推动下不断爆发出来，使得社会不断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李耀表示。

在张醒生的农业农村实践中，他发现要回乡还是有问题存在的，比如利益格局盘根错节。“你要想回去做一个公务员，基本没有机会。因为都已经被乡亲们占领了。但是互联网是可以把它打破的”。

他认为，一二线、三四线在城里历练过的人，有善用互联网的能力进行农业示范，如他和田溯宁在乌苏里江经营的稻米鸭有机生态农业，并把它产业化，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用互联网精准扶贫还是有机会的。

“虽然IT可能改变社会，但是会受到利益集团强力抵抗。”张醒生的另一个实践发现，原本希望用移动互联技术指导一家跨国公司进行农药售卖，并实现社会责任保证控制，但现实的利益格局使之非常困难。

世界银行有一句名言，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发动机来自于民间的资本家，民营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那么扶贫是公益性的还是商业性的？

沈东曙认为，现在扶贫已经变成一种生意了，而且是一种很赚钱、可以很好做的生意。更重要的是，所有企业都要数字化运营，公益组织数字化运营本身就是一个生意。精准扶贫最难的不是人口的精准，而是效果的精准。

在他看来，社会创新组织和公益组织可能要为商业走到最前面，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比商业的风险投资人更靠前、冒更大风险，但是我们相信效益能够在商业上变现或者政府政策上变现”。

姚劲波表示，如果抱着理想做一个有大量用户的平台，让很多人因为这个平台受益，这就体现出了它的公益属性。比如，“转转是我们推出的一个二手平台，事实上是城市人在卖，农村的人、工厂的人在买。这是商业，不是公益。但是让一个物品的价值极大化，没有浪费，这就是一种公益”。